探究世界洪水神话：毁灭与重生背后的文化价值及故事圈研究

探究世界洪水神话：毁灭与重生背后的文化价值及故事圈研究

编者按：众多民族在其创世传说中，普遍存在关于大洪水的神话。这些洪水神话所蕴含的毁灭与再生的主题，不仅有助于我们追溯文明的起源，而且在创世神话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洪水神话是全球范围内流传最为广泛的口头传说之一。据调查，全球已有181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洪水传说。洪水传说广泛存在于人类最早期的各类文献中，其地理分布极为广泛，这不仅与人类的某些根本特性紧密相连，还蕴含了众多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信息，因此引发了人们极大的研究热情。我们以被誉为“神话学巅峰之作”的世界洪水神话为研究对象，搜集整理了众多学者对世界洪水神话故事圈的研究资料，并整合了中外洪水神话对比分析的研究成果，旨在深入挖掘和梳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以洪水为主题的神话故事，以其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分析，这类神话在世界各地古老的文献中均有记载，无论是中国的上古传说，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都流传着与洪水相关的神话。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包括《圣经·创世纪》中的挪亚方舟故事，以及我国古代关于鲧禹治水的传世佳话。马克·埃萨克在其所著《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一书中提到，全球范围内，181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流传，而关于洪水的传说故事更是多达500余则。英国的人类学家葛瑞姆·汉卡克在其著作《上帝的指纹》中，汇编了众多洪水传说，这些传说不仅涵盖了“挪亚方舟”与鲧禹治水的经典故事，还纳入了中东的苏美尔神话、中美洲的阿兹特克神话、玛雅民族的洪水传说、阿拉斯加地区的神话、马来西亚的神话，以及日本、澳洲、印度、希腊等国家和地区所流传的洪水神话。

洪水神话的百多年研究述评

1872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研究人员乔治·史密斯成功解读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尼尼微遗址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泥板上记载了一个与《圣经·创世纪》中“挪亚方舟”极为相似的洪水传说。在此之前，虽然人们已经了解到其他民族和地区流传着洪水神话，但通常只是将它们视为挪亚方舟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形式。自那时起，人们纷纷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带着清晰的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集、整理并公之于众了数量庞大的洪水传说资料。在过去的百余年里，西方学者对全球洪水传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对中国洪水传说的探讨却相对较少。

1898年，法国学者保尔·维尔记录下了我国彝族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这成为了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最早记载。英国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专注于洪水故事的文献研究，他不仅搜集了政府报告中的记载，还包括了传教士们的口头叙述，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整理。最终，他在1918年出版的《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一书中，收录了三卷关于洪水故事的文本。尽管这部作品被广泛视为洪水故事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书中对于中国洪水故事的记录却是一片空白。1988年，阿兰·邓迪斯教授编纂了一部名为《洪水神话》的论文集，其中汇集了超过一百多年的国际研究成果。这部论文集不仅收录了关于希伯来、巴比伦、印度、希腊等地古代洪水神话的经典研究，还纳入了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亚等广泛地区口头传承的洪水神话的新发现。然而，尽管如此，这部被誉为洪水神话研究巅峰之作的著作中，中国洪水神话却未能占据一席之地。

我国对洪水神话的研究开展较晚，学者胡武在梳理洪水神话研究进展的过程中，指出“洪水神话研究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脉络可划分为几个阶段：20年代为萌芽阶段，30年代末至40年代步入初步繁荣，50至70年代中期遭遇低谷，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有所回升，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则再次迎来繁荣”。

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其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中，将“古代传疑第一”与附录“洪水考”作为探索典籍中洪水记载的尝试，此后，我国学者才开始对洪水神话展开有目的的探究。进入20世纪30、40年代，芮逸夫、闻一多等前辈学者纷纷对洪水神话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1937年，芮逸夫先生在其《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中，记录了他在湘西地区考察时收集到的四个苗族洪水传说。这些故事的核心观点是“现代人类源自洪水幸存者兄妹的繁衍后代”，并据此提出“伏羲和女娲可能是南方或东方民族的祖先”的论断。

1942年，闻一多先生在其著作《神话与诗·伏羲考》中，对近代西南地区的苗、瑶、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话进行了详尽的引用。他搜集了约50个关于洪水泛滥、伏羲女娲兄妹婚配后重新繁衍人类的故事及民俗资料。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叶，随着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逐步深入，众多洪水神话得以发掘并记录成册。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民俗学逐渐崭露头角，西方的研究理论与相关译作纷至沓来。在此背景下，以陈建宪教授为首的一批国内学者，对中西方洪水神话进行了详实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尤为出色。

自20年代“萌芽期”起，我国学者对洪水神话的探究已走过百年历程。他们日益关注这一领域，持续从西方学术领域吸取新颖的理论框架与探究手段。这一过程中，我国的洪水神话研究在百年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初步显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本文对近十年间我国学者公开发表的有关“洪水神话”的期刊文章、学位论文以及会议论文等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时间跨度涵盖2008年至2017年。围绕“中外洪水神话比较”这一核心议题，文章旨在对社会意识、民族价值观以及文化传播等维度进行探讨，系统回顾并整理了十年间中外洪水神话的比较研究成果，以期呈现“神话学领域璀璨明珠”的独特魅力。

中外洪水神话概述

国外洪水神话故事圈

学者们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集并整理资料，结果发现众多洪水神话的文本在世界各地及不同民族中均有分布。研究表明，这些全球性的洪水神话文本形成了诸如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东南亚洪水故事圈以及美洲印第安洪水故事圈等多个大小不一的故事圈。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类最早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领域之一。这一故事圈主要围绕希伯来、希腊、巴比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洪水传说展开，它们通常被统称为西方的洪水神话。西方学者在探讨洪水神话的文献中，常用“世界末日与毁灭神话”这一术语。其中，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话通常包含人类因罪恶与不敬而招致神怒，导致世界被洪水毁灭，以及人类得以重生的两个阶段。例如，《挪亚方舟》故事中，人类因邪恶和不敬激怒了创世神耶和华，耶和华决定毁灭世界，于是引发了巨大的洪水，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被淹没，唯有挪亚一家幸存，他们通过结为夫妻并繁衍后代，使得人类得以延续；在希腊的洪水神话里，国王吕卡翁触怒了宙斯，宙斯降下倾盆大雨，将地面上的万物淹没，洪水退去后，仅剩丢卡利翁及其妻子，他们通过抛掷石头的方式，重新开启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总体而言，西方洪水传说的核心内容涉及人类罪恶、洪水带来的惩罚以及人类的重新繁衍，其中人类在洪水之后的复苏构成了这一神话故事的基本核心。

印度的洪水神话起源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这一神话最早在印度古典文献《百道梵书》中被记载。据我们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摩奴创世为主题的古老文献；另一类则是来自非印度教部落的口头传说。关于摩奴创世的故事，其大意是摩奴救助了一条小鱼并将其抚养长大，当洪水来临之际，这条大鱼将摩奴带到了北山，而这个地方后来便被称作“摩奴登陆处”。摩奴登陆后，他与摩奴之女共同孕育了众多子孙。叶舒宪教授指出，印度的洪水神话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源自西亚洪水故事的原始版本，在印度文化中逐渐演变而成。这种文化的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印度文化中固有的核心思想——因果报应观念，对洪水神话进行了深刻的改造。这一观念被后来的佛教思想所采纳，并随着佛教的传播，深入到了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文化领域。

洪水传说在东南亚各国普遍流传，诸如菲律宾的伊富高人、马来西亚、缅甸、越南以及泰国的居民，均有所耳闻。例如，伊富高人的传说讲述的是一场严重的旱灾发生的那一年，民众们开始在河床深处挖掘，试图找到河流的灵魂。此举激怒了河神，导致洪水泛滥，导致所有人丧生，唯有兄妹维甘和布甘得以幸存。洪水退去后，这对兄妹重逢，并重新开始了人类的繁衍。在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先生提出了“东南亚文化区”这一概念。他主张，所谓的“东南亚文化区”是以铜鼓、芦笙以及兄妹（姐弟）配偶遗传的洪水神话这三个文化元素为显著特征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在东南亚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洪水故事中独树一帜。

洪水传说在地球的西半球同样广泛流传。自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方的人类学者便对土著印第安人保留至今的原始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南北美洲的土著民族拥有丰富的洪水传说。不仅如此，全球其他各大洲也发现了众多类似的洪水故事。一些研究者在深入探讨古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地区的部分故事版本与中国西南部若干民族的类似故事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例如，大洋洲新几内亚的瓦曼斯人有一个关于洪水的传说，内容大致是：某日，一条巨大的鱼游入了港口，一位仁慈的长者告诫他的子女不要捕捉这条鱼，并劝导众人不要食用。然而，众人并未听从，最终将这条鱼分割开来食用。善良之人急忙将众多动物成双成对地驱赶到树上，随后与家人一同攀爬上椰子树。洪水肆虐，将所有人及动物悉数淹没。水位退去之后，善人一家从树上走下来，着手重建他们的家园。这则故事与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巢县人因捕食巨鱼导致地下水涌出，致使城池陷落变为湖泊的晋代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洪水神话故事圈

中国拥有众多关于洪水的神话故事。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民族，我国长期遭受洪水灾害，且至今仍面临洪水威胁。正因如此，从古至今，关于洪水的神话与传说在各类文献中大量记载，并且在众多民族与地区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广泛流传。据数据统计，我国56个民族中，约有400则不同类型的民族洪水神话。除了众人皆知的鲧禹治水传说之外，陈建宪教授还归纳出了我国洪水神话中的数种独特类型：包括神示异象型、雷神复仇型、寻找天女型以及兄妹开垦型等。这些形态各异的洪水神话，不仅展现了各民族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质，而且彰显了强烈的民族特色；同时，它们也记录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这些洪水传说中，常常出现一个普遍的主题，即众多民族均源自同一始祖，他们要么是洪水过后那对兄妹的后代，要么是从同一只大葫芦中诞生的。

向柏松教授强调洪水神话的复合特性，该神话融合了多种元素，包括原型洪水神话、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以及兄妹婚神话等。其中，鲧禹治水便是原型洪水神话的典型代表。一个完整的再殖型洪水神话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洪水产生的多种原因；其次，洪水肆虐，导致人类遭受毁灭；再者，兄妹二人成功逃脱，他们依赖的逃生工具也各不相同。四是经过多种占卜手段的验证，兄妹二人最终结为夫妻。五是这兄妹二人成为了重新繁衍人类的始祖，他们繁衍了人类。我国各民族的洪水神话故事，按照再殖型的分类，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汉族的洪水故事圈、藏缅族的洪水故事圈、苗瑶族的洪水故事圈、南岛民族的洪水故事圈以及其他地区的洪水故事圈。

中外洪水神话的比较

中国洪水神话对东方洪水神话的影响

在深入研读了近百篇关于中外洪水神话的对比性研究文献之后，我们发现，众多学者在进行比较时，普遍倾向于挑选“西方洪水神话”、“两希洪水神话”（包括希伯来和希腊神话）以及我国的“大禹治水神话”作为中外神话故事的典型代表。一些文献的题目是“中外洪水神话的比较分析”，在探讨中外之间的不同之处时，它们通常也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其研究重点主要是围绕文化深意、文化间的差异、民族特质以及民族精神等较为接近的议题展开。

在分析中外神话对比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东南亚神话以及日本神话中的洪水传说，其传播广度和全球影响力都不及西方的洪水神话，但鉴于这些地区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且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我们不难在这些东方洪水神话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印记。我们对这有限的东方神话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旨在明确中国洪水传说与其它东方洪水传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深入分析在中国文化传播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洪水传说的文化辐射力。

自古以来，我国与东南亚众多民族建立了深厚的血缘联系。众多学者指出，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以及宗教的传播这三个方面。我国的古代神话、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以及民间神话，都极大地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神话传说。“兄妹或姐弟配偶型洪水传说”构成了东南亚文化区域的一大特色，其内容大致如下：遭遇洪水灾害，兄妹俩乘坐各种工具（如葫芦、南瓜、皮鼓、木桶、木舟）得以逃生——随后兄妹结合——最终繁衍了人类。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共有的“兄妹婚配洪水神话”，不仅在核心主题和故事发展上完全一致，甚至在“对葫芦的崇拜”等细节之处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由此可见，中国与东南亚的洪水神话之间存在着悠久且深厚的“血缘”联系。

傅光宇在其著作《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中提到，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依，形成了一条名为“云南—东南亚”的洪水神话链条。这些神话将东南亚北部山区与云南视为一体进行描绘，展现了同根同源、元素迁移、多元融合以及共同创造的文化现象。经过考证，我国古籍中收录的、目前所知的最早“洪水后兄妹繁衍人类”的神话故事，便记载于敦煌残存的《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一书中。刘锡诚提出，“兄妹通婚型洪水神话”这一主题，源自并流传于我国南部众多民族以及南亚地区的岛国，它是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共同神话，蕴含着极其珍贵的东方文化传统整体性价值。这一神话起源于我国境内，并逐渐传播至东南亚地区。芮逸夫先生提出，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兄妹通婚的洪水神话文化核心区域位于我国西南部。据此，我推断，这种兄妹结合的洪水传说可能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并逐渐扩散至各地。该传说已传入东南亚，且在当地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和传承。

中国与日本相邻，两国人民如同隔岸相望，自古以来便有着频繁的交流。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尤其在洪水神话的传说中，与我国相似的内容极为丰富。有证据显示，中国的洪水传说源自日本的洪水传说，例如单海英对日本最为知名的国家起源神话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对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侗族的洪水传说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要素剖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令人瞩目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侗族的神话故事中，在中国南方的众多地区，也有类似的神话流传。他强调，日本的建国传说源自中国的古老神话。“大禹治水”作为我国最知名的洪水传说，起源于吴越地区，后来传播至中原地带。大禹被誉为“地王”，深受民众敬仰，被称作“禹祭”。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传说，流行于利根川流域，传说中的主角被称为“土神之母”，同样受到民间崇拜，称作“泥祭”。徐宏图与张爱萍（来自日本）在深入分析“禹祭”与“泥祭”的差异时提出，“泥祭”是从“禹祭”演变而来，“土母治水”这一概念则源自“大禹治水”。然而，在日本民族对其进行重新塑造后，这一神话已发展成该民族独有的传说。

从东南亚地区的“兄妹婚型”洪水传说，到日本关于国家起源的神话以及“泥祭”传说，这些故事中的情节，甚至角色性格，在中国洪水传说中都能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原型”。这一现象表明，东方洪水神话与中国洪水神话源自同一源头，却各自发展，其文化根基深植于中国。

中国洪水神话与西方洪水神话

1．“洪水灭世”和“人类再生”是中西洪水神话共同的永恒主题

西方地区普遍存在的洪水神话通常具有这样的结构：人的行为激怒了神明，神明降下洪水以示惩罚，洪水席卷整个世界，造成了人类的灭绝，然而并未完全灭绝，留存下了一些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后来又繁衍出了新的族群。陈建宪教授收集到的中国洪水故事文本数量达到五百余篇，这些故事散布在四十多个不同的民族中。尽管不同民族的叙事在细节上存在些许不同，然而其核心内容与世界范围内的洪水神话模式高度契合，普遍描绘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洪水将世界摧毁殆尽，仅有少数人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他们在洪水退去后历经重重磨难，最终又重新繁衍出了新的族群。这些故事的中心思想聚焦于人类的毁灭与重生，学者们将其称为“洪水再殖型故事”。在云南白族的古老传说中，曾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怒江之水猛然上涨，水位直冲云霄，高达三尺三，天空中突然落下一个大葫芦。一对兄妹慌忙躲入葫芦之中，得以幸存，而其他人则全部被洪水吞噬。洪水退去后，这对兄妹结为夫妻，从而使得人类得以延续香火。

世界各地洪水神话均围绕人类再生的主题展开，各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与细节上均有独特之处。在巴比伦、希伯来、希腊以及印度的洪水神话中，人们依赖人工建造的船只来躲避洪水。而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中，避水之物则是葫芦、牛皮等自然材料，亦或是神灵的庇护，如石龟、石狮等。在中国洪水传说里，人类得以重生繁衍的故事往往涉及兄妹联姻，这一情节与西方神话中夫妻或家族繁衍的版本有所不同。在这些兄妹婚配的传说中，伏羲与女娲的故事尤为著名。在后来的描绘中，伏羲和女娲以鳞片覆盖的身体、蛇一般的身躯交配，其寓意不言而喻。关于伏羲与女娲的婚姻，唐代李冗的《独异志》卷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书中提到：“在宇宙开辟之初，仅有女娲和她的兄弟二人。他们商议结为夫妻，但又感到羞愧。”兄长便与妹妹一同攀登昆仑，对天发誓：若天意使兄妹成婚，则烟雾应当汇聚；若非如此，烟雾便当散去。果不其然，烟雾随即聚合。妹妹随即前来与兄长相会。女娲和伏羲通过点燃香草观察烟雾的聚散，以此判断是否应当结为夫妻。《独异志》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女娲与伏羲重新创造人类的大致方案”。洪水神话常常与再生神话紧密相连。洪水毁灭世界之后，世界将呈现何种景象，人类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成为了首要关注。在《伏羲考》一书中，闻一多先生提出，洪水神话的准确名称应为“洪水创世故事”，其中“创世”蕴含了人类重生、再造的含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洪水神话解答了人类起源之谜，标志着人类对自己以及与社会关系的全新认知。

2．中西方洪水神话中的文化差异

中国与西方在地理条件、生产手段、民族特质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这些差异在价值观念上也有所体现。各地区关于洪水的神话故事，亦映射出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色。在我国，众多学者在研究东西方洪水神话的不同之处时，常常选取“治水”神话作为代表，将其与西方广泛流传的再殖性洪水神话进行对照，以此深入分析不同民族在文化精髓、民族特质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显著区别。1922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的“古代传疑第一”章节及其附录“洪水考”中，明确指出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洪水的记载共有三条：首先是女娲利用芦灰来阻止洪水泛滥；其次是共工引发的洪水滔天；最后是鲧禹二人治理洪水的故事。他基于神话学的比较研究，对比了《圣经·创世纪》以及印度、希腊、北欧、南太平洋群岛地区的洪水传说，发现这些地区均独立地产生了类似的神话。他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地球在古代曾普遍遭受过一场巨大的洪水。进一步地，他提出这场洪水可能是由地球与其它行星或彗星之间的碰撞所引发的。他强调，中国的洪水传说蕴含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比如，与西方宗教中上帝惩罚的观念不同，中国并无此说，“因此，我们不说天怒而水涌，而是认为水因得到天的庇佑而平静。”此外，女娲、共工以及鲧禹等神话人物均未向自然低头，展现了“人们常想通过人力来征服自然”的信念。

（1）“治”与“避”的民族心理差异

范文澜先生曾言，众多古老民族均述及远古时期那场无法抵御的巨大洪水灾害；然而，在黄炎族的神话传说中，却是大禹成功治理洪水，使得天地恢复平静。这种战胜自然、彰显人类意志的伟大精神，正是大禹治水神话所蕴含的真实内涵。若从人类面对洪水灾害的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分类，全球洪水神话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治理”为中心的治水神话，另一类则是以“逃避”为核心的逃生神话。在遭遇洪水肆虐的末日浩劫时，海外各国的洪水传说普遍主张逃避灾难、力求保命，例如苏美尔、巴比伦、希伯莱、希腊、印度等民族的神话故事，还有“挪亚方舟”的传说，都呈现出类似的逃难求生主题。唯独中国的洪水传说，独树一帜，坚持“治理”的立场，始终贯穿着治水的主旨，鲧和禹都将制服洪水视为自己的使命。

①洪水起因：“天神降罪”和“自然灾害”

众多神话中持有“避”观点的版本里，洪水起源的普遍说法是：人类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天空的神祇，神祇降下雨水以惩戒世人，导致洪水肆虐，淹没了整个世界。在这些故事中，引发洪水的主要角色通常是至高无上的主神，其根本目的在于对人类进行惩罚。汉斯·凯尔森在其著作《洪水灾变神话中的惩罚原则》中提到，洪水神话能够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直观地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思想和起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它还揭示了即便是最为文明的群体，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显现出共通的特点。在洪水和灾变故事中共有的元素中，惩罚的原则尤为突出，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最原始的思想观念。

在希伯来族的“挪亚方舟”洪水传说里，耶和华观察到人间的罪恶日益深重，于是心生懊悔，决定在世间降下洪水，以此毁灭整个世界。这一基本故事框架与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极为相似，只是在主导洪水的神祇以及获救者的名字上存在差异。苏美尔神话记载，人类曾激怒了众神；而在古巴比伦的传说里，人类惹怒的是伟大的神祇恩里尔；希腊神话中，国王吕卡翁得罪了至高无上的宙斯；至于罗马神话，宙斯被替换成了朱庇特。历经磨难，得以幸存的人类，从挪亚变为济乌苏德拉、乌特纳皮什提姆等，他们成为了神明认可的“善人”。上述地区洪水爆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地理位置相近，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而美洲太平洋西北岸的印第安人激怒天神，以及大洋洲拉亚特亚岛的渔民触怒海神的神话故事，则进一步阐释了人类激怒神灵，神灵降下灾祸这一洪水发生原因的广泛性。

中国的洪水传说虽然零散且缺乏连贯性，然而在众多记载中，并没有特别突出洪水是神明的惩罚，亦未明确指出洪水之所以发生是为了消灭人类或是考验人类。洪水仅仅是一种自然灾害，与神力并无关联，至少在人类看来，并不存在原罪。《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天崩地裂，洪水肆虐，女娲炼制五色石以补天”，但对于洪水的成因，书中并未给出解释。在鲧禹治理水患的传说里，众多文献资料仅将洪水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进行记录，例如《尚书·尧典》中记载：“滔滔洪水横流，浩荡地包围山陵，汹涌澎湃直冲云霄。”，《孟子·滕文公下》提到：“在尧帝的时代，洪水倒灌，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蛇龙占据了栖息地，百姓无家可归，低地的人们筑巢而居，高地的人们挖掘洞穴。”，《淮南子·本经训》亦云：“在舜帝时期，共工激起滔天洪水，冲击着空桑之地。”女娲补天治水的传说里，水神共工不慎撞倒了不周山，导致地面向东南倾斜，进而引发了洪水。这一现象是因为天柱断裂和地势偏斜所引起的，众多水系因此汇聚到东南部的低洼地带，造成了洪水泛滥。这种解释是从中国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的角度，对洪水成因进行的一种神话性阐述。

②面对洪水的解决路径：“躲避逃生”和“治水救民”

在西方的洪水传说里，以“神祇因人类违背天意而降洪水予以惩罚”为故事核心的例子比比皆是，人们通常只能消极地等待神明的援救。尽管也有因纯粹的自然灾害或是未知的因素引发的巨大洪水，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由于天神对人类的惩戒而降下洪水，意图毁灭世界，其中宗教思想的影响十分显著。在众神之巅，人等显得微不足道，一旦触怒或违背了天界神明，神明便会施以洪灾作为警示，面对神明的惩处，人类既无抵御之力，也无力进行反抗，只能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面对洪水，他们并未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而是依赖神的庇护，通过神谕来规避灾难。例如，在希腊神话里，丢卡利翁在逃亡途中迅速打造了一艘结实的船只；而在希伯来神话中，耶和华指示挪亚用斐木建造了一艘方舟。这些故事都表明，在神的引导下，人们或是寻求或是制造避水工具，以期在逃生过程中找到生存之道。

中国神话通过女娲、鲧、禹等神话角色的故事，阐述了应对自然灾害应采取“治理”的策略。谢选骏先生指出：“在汉族的洪水神话中，治水这一主题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洪水灾害最终被赋予了神祗般的意志力量和行动力量所克服。”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泛滥成灾，鲧擅自使用息壤来堵塞洪水，未等得到帝的命令，帝便下令祝融在羽郊处斩杀了鲧。鲧腹中生出了禹。”帝令禹最终铺展土地以确立九州。鲧运用“息壤”来覆盖洪水，实则采纳了挖掘土壤构筑堤坝的策略。即便没有因“不待帝命”而在羽郊被杀的变故，他的治水事业最终还是难以成功。反观大禹，他继承了父亲鲧的神力和遗愿，全心全意投身于治水事业，采取了疏导的方法。尽管历经重重困难，多次路过家门却未入，但经过十三年的努力，他最终成功治理了洪水。中国洪水传说彰显了积极抗灾的精神风貌，其中故事内容将鲧禹塑造为拥有神通广大的英雄形象，赋予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坚韧的生命意志。这些古代人民所崇尚的神话英雄，进一步展现了他们面对灾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

（2）“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差异

在西方的洪水传说里，那些幸存者均受到了神的特别保佑，他们都是品行端正的善良之人。若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希伯来传说中的挪亚便被视为耶和华的忠实仆从。他无条件遵从神的旨意，对于神所降予人类的灾祸毫无异议，竭力为神的行为进行辩护，并探寻合理的解释。挪亚因自己的幸存而对神更加虔诚和敬畏。这则神话因基督教的传播而广为人知，正如弗雷泽所言，基督教征服世界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上帝道德品质的尊崇以及人们自觉遵从上帝的使命感。在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夫妇在经历了世界末日的大灾难后，在神谕的指引下“抛石成人”，人类将他们的幸存归因于他们的善良和崇敬神明，因为他们被神明认可为“义人”。

在印度神话里，人们面对洪水灾害时，仍旧选择逃避，但这一过程中，神与人类之间达成了和谐，神们竭尽全力协助人类摆脱灾难，拯救众生的生命。这些神话故事凸显了印度宗教中关于善行必有善报的信仰，神话中的神明所倡导的也是东方文化中的慈悲精神，而非西方所崇尚的威严形象。

华夏民族在洪水面前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治理”理念。将此与全球其他民族的洪水传说进行对比，我国这种“人定胜天”的英雄故事显得尤为积极向上。灾祸降临后，女娲、伏羲以及天帝派遣的众多神仙纷纷协助大禹下凡治理洪水，这与西方洪水传说的特点截然不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确立了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宇宙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宇宙是承载万物生命活动的载体，宇宙间的万物彼此相连、相互渗透，和谐共存，故而人与神意气相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在华夏族的洪水神话中，面对巨大的灾难，人们与神灵共同协作，共同治理水患。天帝虽曾对治水时“窃取”息壤的鲧予以惩处，然而惩罚的根本并非出于不愿将息壤降至人间以平息洪水之灾，实乃因为鲧的“窃取”行为。当洪水肆虐之际，鲧未经天帝许可便私自盗取了天帝的息壤用以抵御洪水，且未向天帝汇报此事。鲧去世后，禹应运而生。天帝遂再命禹携息壤降临凡间，以治理九州的水患。从内容分析，中国洪水神话中的天帝象征着“君以民为本”的理念，以神话的形式展现了理想君主的形象。尽管天帝并非完美无瑕的神祇，但相较于耶和华，他更显仁慈，极为重视“爱民”与“敬德”的理念。实际上，远古华夏民族的神明本质上是人间的“王”。众神全力以赴与人类共同抗击水患，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长城精神”，并强调了集体力量的重要性。禹的功绩虽然显赫，若非众多神灵与民众的鼎力相助，治水的大业恐怕难以圆满完成。正因天神们的利益相吻合，众志成城，最终成功消除了水患。这一神话故事深刻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

（3）洪水神话产生的源头——“农耕文明”与“西方文明”

中国位于东亚，拥有适宜的温带季风气候，其降水量与气温均有利于农业的繁荣。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中国孕育了以农耕为根基的文化，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且规模宏大。从北至南，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错综复杂，为洪水神话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安居乐业，享受着宁静祥和的生活。在以农业为根基的传统文化观念里，他们崇尚稳定，抵制变革。农业文化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类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自然环境，因此，古人们最初需要征服的自然力量始终聚焦于水患问题，从而孕育出了与先民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且与农业生命线——水利紧密相连的治水传说。

李大钊先生在其著作《东西民族根本之异点》中明确提到，东西方文明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东方文明以静态为主，而西方文明则以动态为特征。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坐落在爱琴海之滨，三面被海洋环绕，拥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这样的气候条件，既炎热又土地贫瘠，对农业的繁荣造成了不利影响。得益于海上交通的便利，西方民族逐渐形成了崇尚迁徙、冒险以及创新的思维方式。古希伯来文明的另一个起源是典型的游牧文化，他们起初的居住地位于两河流域，这一地带靠近河流，常常遭受水灾。挪亚方舟的传说源自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洪水故事。这一传说的背景正是两河流域频繁发生的洪水灾害。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的动荡使得信仰上帝成为了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精神依托。挪亚一家在上帝的庇护下得以幸存，这一事实成为了犹太人心中的巨大慰藉，并赋予了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坚信，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便能够享受到幸福。这一观念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民族对神的崇敬之情，彰显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以上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

通过对比中西洪水神话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民族的价值观根基在于对神的崇拜；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夏民族的价值观更侧重于以人为本。在西方神话中，神性的强大被突出强调，而在中国神话中，人性的伟大则备受推崇。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农业文明，从“士农工商”这一社会阶层排序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农业的重视，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在洪水传说里，天帝派遣鲧禹负责治理洪水，恢复民众的安宁生活，这恰恰展现了“以民为本”的深刻人本理念。在我国的洪水传说中，人类与神明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洪水灾害。神明亲自参与，全力协助人类抵御灾难，彰显了神与人类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在中国神话中，神并非无所不能，他们同样可能犯错，正如共工那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人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其文化精髓。与我国洪水传说所强调的人本思想有所区别，希伯来人的洪水传说则彰显了一种纯粹的神权至上。希伯来民族将上帝视为一切起源的根源。在挪亚方舟的故事里，人与神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性的联系，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神的旨意，依照神的意志行事。所以，当洪水来临时，这些民族并没有将治理洪水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始终遵从神示，四处奔逃，辗转迁徙。对他们来说，神明便是他们逃难时的保护者。

结 语

世界范围内的洪水神话广泛存在，这表明不同民族在古代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都持有探索自然、反思自我、提升自我的共同理念。通过对比分析众多洪水神话的具体情节，我们发现，尽管中外洪水神话存在众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各自拥有独特的风格，它们分别展现了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这些发现为探寻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切实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