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大诗人陶渊明，作品超前曾被忽视，文学影响后劲十足

晋宋大诗人陶渊明，作品超前曾被忽视，文学影响后劲十足

陶渊明书法

陶渊明身为晋宋之际的杰出诗人，却未在当时获得同行的认可。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创作在内容和表现技巧上过于前卫，使得当时的世人未能洞察其作品的深层价值。以山水诗为例，这种带有贵族气息的诗风在当时颇为流行，而陶渊明笔下的田园诗，以其质朴无华的风格，显得与主流文坛格格不入，因此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们开始深刻领悟陶渊明的独特价值，这一认知始于唐朝，恰如那句广为流传的谚语：“真正的金子终将熠熠生辉。”

陶渊明对文学史产生的深远影响虽显稍晚，然而一旦这种影响显现其威力，其持久力亦不容小觑。清代学者沈德潜曾评价道：“陶渊明的诗作胸怀宽广，其中蕴含着深邃而质朴的意境，仿佛无处不可触及。”唐代诗人中，王维（右丞）以清雅丰腴著称，孟浩然（山人）则展现出悠闲旷远的风采，储光羲（太祝）以朴实无华见长，韦应物（左司）则拥有平和冲淡的气质，柳宗元（仪曹）则以峻洁的风格独树一帜，他们各自学习并从中找到了与自己性情相契合的特质。（《说诗晬语》）实际上，陶渊明的诗作在文学领域所产生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唐代时期。可以说，其影响之深远，历久弥新。从历代“拟陶”与“和陶”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成就的诗人，都曾深受其影响。以下，我将列举一些具体的实例。

比如李白，他对陶渊明极为推崇，他的诗句“岂能低头弯腰去侍奉权贵，让我无法展露欢颜”，便引用了陶渊明宁死不屈、不屈服于五斗米俸禄的典故。“我欲醉眠君自去，他日有意携琴来访”（出自《山中与幽人对酌》），同样源自陶渊明，流露出以陶渊明自比之意。在诗中，李白还常提及“陶令”，例如：

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赠临洺县令皓弟》）

何时能至彭泽县，我将在陶渊明面前高歌一曲？（出自《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

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赠崔秋浦三首》其一）

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江上答崔宣城》）

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

自然，在那些例子中，“陶令”一词并不一定单指陶渊明，它有时也仅仅是对任县令那位朋友的代称。

杜甫最为推崇的前贤包括两位，分别是诸葛亮与陶渊明。他对陶渊明在思想与情感上有着极高的认同，将其视为隔世之友与文学上的同路人。在杜甫的诗歌中，提及陶渊明的情形亦颇为频繁，比如：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石柜阁》）

如何能拥有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文采，让他所创作的诗文能与同行者共享。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

关于杜诗中提及的诸如“世外桃源”、“过滤美酒”、“秋菊”、“归隐田园”以及“屈尊降贵”等与陶渊明相关的典故，数量繁多，此处便不再一一详述。

白居易在《访陶公旧宅》序中表达了对陶渊明人格的仰慕之情，他在诗作中提到：“每当阅读《五柳先生传》，我便心生敬仰，情感深沉。”（《访陶公旧宅》）“我对陶彭泽的文采十分倾倒，其文思之深邃，令人叹为观止。”（《题浔阳楼》）这些诗句中流露出他对陶渊明的深深敬意。此外，白居易还创作了《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这充分说明他在学习陶渊明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努力。

苏轼无疑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提到：“（子瞻）来信告知：‘……我对诗人并无特别偏好，唯独对渊明的诗作情有独钟。渊明诗作数量不多，但内容质朴而富有文采，简约却内涵丰富，即使是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等众多诗人，也无人能出其右……’”

苏轼在晚年时期，曾与陶渊明诗作交流，共创作了一百多首诗（详见《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他对陶渊明诗歌的深厚喜爱之情。

陆游与陶渊明之间的情谊同样深厚，他在《读陶诗》中写道：“我心中向往陶渊明，却遗憾未能深入其精髓。归隐已为时晚，或许借酒消愁能稍解忧。雨后耕锄在瓜田，月下静坐于钓鱼台。千年以来无人可比，我该归依何方？”“千年以来无人可比，我该归依何方”，这足以见他对陶渊明的极度推崇。陆游还有一首诗作同样题为《读陶诗》，其中也流露出对陶渊明的敬仰之情，诗中言：“陶谢二人的文章，与天地造化相媲美，篇章成时，连鬼神都会为之愁容。”君可曾留意夏日的树木枝繁叶茂，诗人是否还能吟咏出新的篇章？陆游不仅研读陶渊明的诗作，更与之对话，如他在《贫甚戏作绝句》（其八）中所述：“籴米归家已晚，午餐未备，家人暗自怜悯我饥饿。我却在东窗下挥毫泼墨，正与渊明一同吟咏乞食之诗。”

辛弃疾在遭遇政治挫折、选择隐居田园的日子里，陶渊明的诗作激起了他强烈的情感共鸣，他在自己的词作中屡次表达了对陶渊明的深深敬仰。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贺新郎》）

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水龙吟》）

文学史上诸多大家均深受陶渊明之影响，上述例子已足以说明。然而，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陶渊明为何能在文学史上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青睐？

概括来说，陶渊明因隐居生活而闻名，被钟嵘在《诗品》中誉为“隐逸诗人的鼻祖”。在他之前，同样以隐居为生的士人也不乏其人，其中不乏知名者，诸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严光、庞公、管宁、张翰等。这些人中，有的只是传说中的角色，有的则是学者而非文学家（如管宁），有的则没有留下诗文流传于世（唯有张翰留下了一两首短诗）。在这种情境之下，陶渊明的出现，宛如一座巍峨的高峰，在广袤的平原上拔地而起，那些怀有隐逸情怀的文人，偏好田园诗的雅士，无不以陶渊明为楷模。同时，陶渊明的价值是多维的：首先，他那份不屈于五斗米的傲骨；其次，他将诗与酒视为心灵的归宿；再者，那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世界；最后，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归隐情结。这四条原则，哪一条不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和心灵寄托？每当他们借助他人之酒，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时，总能从陶渊明的作品中寻得所需。陶渊明的道德品质和文学成就，对他们而言，是难以回避的。可以说，在文学史上，陶渊明备受推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