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古代全科作家，其作品编辑流传至今有何故事？

陶渊明：古代全科作家，其作品编辑流传至今有何故事？

古代中国文人的创作往往不拘一格，他们常常涉猎多种文学体裁，展现出多才多艺的一面，甚至有人能够精通数种技艺。以陶渊明为例，他主要以诗歌见长，同时涉猎散文、辞赋，而且还创作了小说，堪称一位文学领域的全能型作家。

01

陶渊明过往整理过个人创作，譬如在他著名的《饮酒》组诗篇首，便附有一篇简短序言：“我在闲暇时心情不快，加之秋夜漫长，恰逢美酒，每夜必饮，独自对着影子饮酒至醉。醉酒之后，便随意题写数句以自娱，纸墨之间逐渐增多，文辞缺乏条理，便请老友帮忙抄写，聊作欢笑。”由此可见，在整理个人作品时，他还有他人协助抄录整理。

关于陶渊明是否完整编纂过自己的文集，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较早整理陶集的人群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生卒年501-531）。至于现今流传下来的《陶渊明集》，其规模与结构则是由北朝学者阳休之（生卒年509-582）所确立的。阳编的十卷本陶集虽然已经失传，然而其《陶集序录》至今仍广为流传，通过阅读此篇序文，我们能够了解到陶集在早期形成的过程细节。

阅读陶潜的著作，虽然文采并不出众，但常常能发现一些奇特非凡的语句，流露出他超脱世俗的志向，其精神寄托依然高远。他的文集原本有两部流传于世，一部是八卷没有序言，另一部是六卷附有目录，编排混乱，且存在缺失。萧统编撰的八卷本，包括序言和目录，但缺少了《五孝传》和《四八目》，尽管如此，其编排有章法，顺序可以追溯。我对陶潜的文风颇为欣赏，认为这三部文集各有不同，恐怕最终会导致失落。现在我将萧统所遗漏的部分，连同序言和目录等，汇编成一部十卷的书籍，以赠予那些热爱文学的人士。

在此之前，已有三部陶渊明文集流传，阳休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整理，编订出了一部十卷本的陶集。这部陶集不仅收录了《五孝传》和《四八目》（亦称《集圣贤群辅录》）两部杂著，其内容比萧统所编的仅收录文学作品的八卷本更为丰富。此方法深受人们喜爱，因而成为了后世各种陶集的范本。

在印刷术尚未普及之前，《陶渊明集》历经了漫长的手抄传播时期，其中经历的种种变化与演变，如今已难以详细追溯；到了北宋时期，该书终于出现了刻本。其中一部早期的刻本，经过毛氏汲古阁、黄氏士礼居、杨氏海源阁等知名藏书楼的相继收藏，一直流传至今，目前被珍藏在国家图书馆。这部珍贵的汲古阁藏宋版《陶渊明集》成为了现今众多新刊版陶集的底本。此外，尚存若干宋元时期刻印的陶集版本流传至今，这些版本之间的文字内容存在不少差异，各自都蕴含着宝贵的校勘意义。目前，大多数中古时期作家的文集都是由明朝学者编纂而成的，而像陶集这样既有宋元时期的古本作为依据，又有着清晰传承脉络的，实属罕见。

各种版本的《陶渊明集》在编排上均依照文体进行分类，其排列顺序为：诗歌、赋作、散文以及其他。乍看之下，这种做法似乎平淡无奇，并无特别之处，实则不然。按照中古时期的惯例，人们通常将赋作置于首位，随后才是诗歌和散文。以萧统编纂的《文选》为例，其编排顺序便是如此。此后，众多学者在为中古时期的作家编纂个人文集时，也普遍遵循了赋、诗、文的这一顺序。

陶渊明的辞赋作品数量不多，仅有《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和《归去来兮辞》三篇；其中，《感士不遇赋》和《闲情赋》两篇作品，更是模仿了古代的文风。陶渊明在诗歌创作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这一点体现了他与潮流相悖、至少是与当时的风气有所不同的特点。

归去来兮图，这幅作品出自明代画家李在之手，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陶渊明集》的诗篇部分，首卷收录了九首四言诗，而自卷二起直至卷四，均为五言诗（古时诗人多采用五言进行创作）；直至卷五，方出现辞赋之作。陶渊明的文集后续五卷内容分别为：一卷记传述赞、一卷传赞（《五孝传》）、一卷疏祭文、二卷《四八目》（亦称《集圣贤群辅录》）。由于《五孝传》与《四八目》曾被乾隆帝判定为赝品，且这一结论已被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因此，之后的一些陶集便不再收录这两部作品，或者仅将其作为附录，这样一来，陶集的卷数就只剩下七卷。当前广受欢迎的陶渊明诗歌汇编，诸如逯钦立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龚斌的《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袁行霈的《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等版本，均为七卷之数。

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五孝传》和《四八目》认定为伪作的观点并不准确。理由不够充分（可参考顾农的《陶渊明与〈尚书〉学史问题》，发表于2018年6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第15版《国学》），因此，陶渊明的文集仍应保留原有的十卷本形式。

《陶渊明集》收录诗作一百二十余首，辞赋与文章共计十二篇，另有杂著两种，即《五孝传》与《四八目》。虽然篇目不算众多，但其品质卓越，影响力深远。对于精神文化产品而言，质量是首要考量，数量并非决定性因素。

02

陶渊明的作品除了包含十卷诗文集，还附有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隋书·经籍志》中将其归类于杂传类，并记载为十卷，署名为陶潜所著。此外，在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序》中，已有关于“陶渊明《搜神录》”的提及。由此可见，此书在南朝至唐初期间一直流传，尽管其书名在记载和提及中存在不同的表述方式。

《搜神后记》一度被疑为赝品，其作者陶潜之名亦系后人虚构。《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中提到：

晋代著名文学家陶潜所著的《旧本题》中，记载了关于桃花源的故事，其中完全引用了本集收录的诗序，并额外添加了“渔人姓黄名道真”这七个字。此外，书中还记载了干宝的父亲的家奴的故事，同样完全引用自《晋书》。这种抄袭的痕迹，显而易见。明代学者沈士龙在跋文中提到陶潜卒于元嘉四年，但在这本书中却出现了十四年、十六年的事。陶潜的文集多不提及年号，而这本书的题目却使用了永初、元嘉等年号，显然是伪造的，这一点无需进一步辨析。然而，这本书的文辞古朴典雅，非唐朝以后的人所能及……

这段摘要的表述显得信心不足，同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晋书》是唐朝初期官方编纂的，一方面提到《搜神后记》中有关干宝及其婢女的记载是抄袭自《晋书》，另一方面却又宣称该书“非唐朝以后之人所能为之”，那么这部作品究竟是在哪个时期被伪造或假托的呢？

唐修在撰写《晋书》时，广泛采纳了各种资料，尤其偏爱收录小说。干宝的父亲和婢女的故事，先是被收录在《搜神后记》中，随后《晋书》也紧接着将其记载，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陶渊明故居。（中新社发 施广德 摄）

古小说中穿插着一些作者去世后的故事，这种现象颇为普遍。通常，这是由于后来的抄写者或编撰者在整理时，依照相似主题进行归类，将一些较晚出现的篇章融入其中。指出这一现象十分必要，然而，由此并不能推断整部作品都是虚假的。

鲁迅先生以“陶潜胸怀宽广，对鬼神之事并不过分执着”为依据，断定《搜神后记》系“伪托之作”（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然而，这一论据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陶渊明虽以豁达著称，然而其思想与兴趣实则错综复杂。从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窥见他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异彩纷呈的古籍情有独钟，阅读之际，其心神仿佛遨游于天地四方，涌现诸多独到见解（可参见顾农《陶渊明读〈山海经〉的感悟》一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5期）。此外，他还有两句传世名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出自《移居二首》其一），由此可见，这位视野开阔的资深作家，恐怕并非与志怪小说毫无瓜葛。《穆天子传》在西晋时期被发现，郭璞对《山海经》的注释更是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艺术灵感，这一系列事件进而极大地促进了两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兴盛。

在尚未彻底证明其非陶渊明所著之前，我们仍旧将《搜神后记》认定为陶渊明的作品。遗憾的是，这部奇异的小说早已失传，如今我们所见的是明代学者整理的版本，共计一百二十余条，而这些内容分别收录在《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百子全书》等众多丛书中；此外，还有多种摘录本流传于世。汪绍楹先生的校注本，出版于中华书局1981年，以及王根林先生的校点本，收录在《汉魏六朝小说大观》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9年发行，均为新印本中的流行版本。此外，近期李剑国先生的新辑本亦由中华书局于2007年推出，其质量不断提升，有望替代旧版诸本。

03

了解和研究陶渊明必须把他各种体类的作品打通了来阅读和思考。

以一例为证。陶渊明在其一生中经历了一件重要事件，那就是曾在晋朝末年军事实力派将领、南郡公桓玄（生卒年：369～404）麾下担任官职。这位桓玄后来曾一度篡位，自立为帝，但很快便遭遇失败，最终悲惨离世，他的名声在历史上并不佳，可谓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匆匆过客。学者们出于对陶渊明的敬爱，曾否认他曾在桓玄麾下任职。然而，《陶渊明集》第三卷收录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一首》一诗，明确表明他当时确实是桓玄的部属。不过，那时桓玄尚未篡夺中央权力。在桓玄率军东征、攻入都城登基后不久便遭遇失败之际，陶渊明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丧，并未参与其中。在《搜神后记》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陶渊明对桓玄的情感倾向，具体表现在卷三的“流星堕瓮”章节中，书中有所记载。

袁真在豫州，派遣了女妓纪陵带着阿薛、阿郭、阿马三位妓女去见桓宣武。她们到达后不久，三人半夜时分一同走到庭院前，月光下观赏，旁边有一只铜瓮装满了水。突然，一颗流星从天而降，直坠入瓮中。他们惊喜地一起观看，流星似乎变成了一颗直径约二寸的火珠，沉入水底，明亮清澈。于是他们相互议论道：“这是吉祥的征兆，该由谁来接受呢？”随后，薛、郭二人用瓢和杓去接取，却未能成功。最后，阿马尝试，流星正好落入瓢中，她便喝了下去，不久后似乎有所感应。俄而怀桓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桓宣武即桓玄之父桓温。昔日，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曾是桓温的部下与知己，二人关系亲密，非同寻常；而陶渊明本人亦曾在桓玄麾下任职，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详见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搜神后记》中记载的篇章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桓玄覆灭之后，陶渊明并未将他视为品行不端的恶徒。他的曾祖父陶侃曾荣膺长沙公爵之位，这一家族荣耀代代相传，陶渊明对此深感自豪（可参见《赠长沙公诗》），他对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体制也颇为适应。因此，他对南郡公桓氏父子怀有天然的亲近之情，即便桓玄遭遇挫折，他亦未将人的价值完全以成败来衡量。

自然，陶渊明并未对刘裕推翻桓玄，建立新的王朝之举表示反对，他与刘宋朝的官员有着不少交往，晚年或许还会对刘宋王朝的征召作出回应。在那个时代，持有这种宽容且灵活的政治立场的官员和士人并不少见。赵宋时期以后，许多士大夫普遍秉持着对某一姓氏或家族的忠诚政治观念，同时坚信生死相搏的斗争理念，因此难以领会中古时期那种包容性极强的社会风尚。他们非得将陶渊明重塑为东晋时期的忠臣和遗民不可，这导致陶渊明的研究领域内充满了诸多争议和矛盾。通过细读《搜神后记》并结合陶渊明的诗文，人们能够更好地消除成见，对历史人物进行符合当时情境的解读。

陶渊明的作品，包括他的诗篇、散文和小说，似乎至今尚未有完整的全集问世，这样的状况实在令人感到有些异样。然而，人们对此似乎习以为常，这不过反映出大家长期以来只关注他的诗歌创作。如今，这种状况或许已经到了需要转变的时刻。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