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陶渊明评价不一，杜甫就曾直言其未必能达道

古人对陶渊明评价不一，杜甫就曾直言其未必能达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开始被“人德”化，到了宋朝，这种圣化愈发明显。他被赞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后世的相关研究常常过度夸大他的“高节”特质，称赞他胸中那种“无一点黏着”的超逸。然而，实际上陶渊明也存在着不能摆脱世俗的一面。

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

生前的陶潜，是以“人德”称著闻名的，他所作的诗，在《诗品》里头，是被列为中品的。钟嵘讲过：“每一次观看他的文章之后，便会去联想揣度那个人所能享有的品德。”陶渊明离世百年之后呀，萧统收录下他所创作的众多诗文然后编纂成了《陶渊明集》，并且在那序文里头直接明白地讲：“我是极其喜爱嗜好他的文章，拿到手里头都不忍释手松开，还老是去追想忆念他那个人应该有的品德，只遗憾不能够与他处在同一个时代呀。”。

从唐朝往后，陶渊明的形象迅速变得高大起来，而被打造成了一个对世间之事毫不在意、完全摒弃功名利禄的圣人，这种情况也固定了一些人的思考方式，哪怕从他的诗里读出了带有世俗的一面，也不敢过多地去发表议论，然而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当中，说出了陶潜“不一定能够领悟大道”的真实话语，诗里写道：陶潜是躲避世俗的老翁，不一定能领悟大道，看他所著的诗集，也颇为遗憾笔下内容单调枯燥，通达生命真谛难道就足够了吗，默默领会大概也不够早，有儿子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为何都如此牵挂在心怀，诗句有句号。

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的核心要义讲的是，孟浩然虽然一世超尘拔俗而逸群独善，意在探寻其内心之真，然而在实际生活里终究无法彻底脱俗而忘却利害。王维写此诗，好像也不能排除是“自排遣”或者所谓“姑且借着孟浩然来解脱”。

杜甫所创作的《遣兴》这首诗，创作于其生活处于极端困境的那个时候，其中夹杂着自怨自叹的那种无奈以及感喟，言外之意表达的是“难啊难，陶潜尚且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吾辈呢” 。这首诗一共有八句，前半部分讲的是其未能“达道”，后半部分讲的是其未能“达生”，都是先阐述观点、先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后再进行例证 。

诗的第一句，意味颇为独特，陶潜内心深处，极为渴望摆脱世俗的束缚，择归田园以“避开世俗”。然而，从客观角度审视，他终究未能真正避开世俗，确切地理解，亦即未能彻底洞悉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杜甫所提及的这个“道”，它既不是自然存在的正常规律，可也并非道德层面所遵循的法则，更不是儒家与道家在辨析过程中所涉及的“道”，其真实内涵是忘掉世间人情世故，从而超脱于尘世之外，也就是能够干干净净地放下，不被世俗的种种所拖累。

杜甫十分肯定地讲：“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其意思是，从陶潜的诗中能读出，陶潜多有叹苦恨穷的意味，多“恨枯槁”，指的是深受生活困境之苦、遭受生存危机之患，怎么能够说已然“达道”呢？

陶渊明曾经讲过，颜生被称作仁，荣公说自己有道，多次贫困却没活到高寿之年，一直饥饿甚至到老，纵然留下身后名声，可一生也是憔悴干瘦，死去又能知道什么呢，心里满足原本就是好，在这诗里“枯槁”的相反意思的词是“滋润”，意思是生活不滋润从而一生清苦贫穷。

在《饮酒二十首》这组作品里，陶渊明对自身那“一事无所成就”的一生展开反思，他说道，“年少之时很少参与人世间的繁杂事务，游玩喜好在于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一步步迈向不惑之年，却长久停留于此最终毫无成就”，“终究秉持着安贫守穷的气节，饥饿寒冷皆曾经历”，“破旧的房屋迎着悲伤的大风，荒芜的杂草淹没了前面的庭院”，“身披粗布衣裳守着漫长黑夜，清晨的鸡却不肯打鸣”，“孟公不在这里，终究会遮蔽我的情感”。此诗描绘自身贫困且孤独的实际境地，抒写自身被穷困所埋没的内心苦闷。诗里的孟公，乃是东汉刘龚的字 。

汉朝东汉时期，有个叫张仲蔚的人，他选择隐居起来不去当官，“平常总是依靠着穷困贫寒，居住的地方蓬蒿长得比人还高，关起门来保养身体，不去追求荣耀名声，当时的人都不认识他，只有刘龚了解他”。整个篇章被“长久停留最终没有成就”这样的意识全都笼罩着，并且他渴望有一个如同“孟公”那样的人能够赏识自己。看起来，陶渊明这个“避开世俗”的老头说不定真的没办法避开世俗。

北宋时的诗评家黄彻，在评价陶诗之际，指出其多言“枯槁”，只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觉得“枯槁”之叹并非源自“畏”而是“伤时”。这跟杜甫类似，都属于为国而忧心啊。古代的诗话，向来有着把诗人与诗往好的方面去想的趋向，甚至存在不少过度阐释的情况。陶潜从唐宋以来，他的“高节”越发被神圣化，不但彻底绝弃功名利禄，而且好像连家庭、自我都完全淡忘了。然而鲁迅却持有不同观点，他于《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明确指出，“陶集当中存有《述酒》这一篇章，此乃针对当时政治情形而言的，经由此种情形来推断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于世事同样未曾有过忘却以及冷淡的表现”。

对五子成器非常挂虑

陶潜一生有四次出仕经历，并且只要有官职他就会去做，无论做的是什么官职，亦不管是为哪一家去做。他从29岁时“投耒去学仕”，一直到41岁时辞去彭泽县令，这期间在宦海之中沉浮也仅仅只有13年。在他辞官的时候所创作的《归去来兮辞》，是在理想遭遇挫折，想要奋起却为难苦寻道路而无路可走时所创作的不得意作品。这篇作品通篇在渲染出世之际感受到的欢乐，然而在文字的背后却能够让人体会到诗人离世时所承受的痛苦。或者，可以这样说，诗人是在运用想象出来的欢乐去压抑在现实中所遭遇的痛苦，从而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境，这正是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 。

其文开篇讲“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心被形役，怎会没有悲愁，改为陈述句是，我已让心役形，再无世俗羁绊，应不会有惆怅悲愁吧，诚如宋人评说：“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

杜甫诗的后半部分，事实上讲的是其没能“达生”。杜甫举了自己“责子”诗的例子，表明陶渊明对于五子是否能成器极为挂虑。可以看出，他虽说想要不被世事所牵累，然而依旧免不了舐犊情深，会因五子没出息而烦恼。清人杨夔生在《匏园掌录》里讲：“陶公整日为儿子担忧，担忧到僮仆、衣食、诗书方面，多么真实啊；把儿子贫苦、愚拙等种种烦恼都当作下酒的东西，多么豁达啊。亲近人情到了极致，忘却人情也到了极致。”杨氏觉得，唯有这份真，才会有“终日为儿子虑”，进而才有“责子”。

陶渊明着实是特别盼望儿子们有成就的，期待他们快速成长、取得功业。陶渊明所作的《命子》诗，经考证是在38岁的时候写成的。这首诗是四言体裁，总共十章，前面六章详述陶氏祖先的功绩品德，用来鼓舞儿子传承祖辈荣耀的家风；第七章才提及自身，讲的是自己的不足之处；后面三章意在传达对儿子的深切期望和恳切告诫，期望成为有作为之人。

从给儿子取名这件事上看，能够体会到陶渊明的那种殷切期望，陶渊明给儿子取名字叫“俨”，字是“求思”，这其中有着极深的含义，什么是“俨”？《尔雅·释诂》里面记载着：“俨若思”，那什么是“求思”？就是希望如同“思”那般、名和字当中都重复着“思”的内涵，“思”这个人是谁？“思”就是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伋的字，子思写过《子思》23篇，据说《中庸》也是他的著作，他被尊称为“述圣”，陶渊明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子思一样有成就、有作为。

有观点被提出来，陶潜给自己取号为“五柳先生”，这五柳所指的是他的五个儿子。陶潜自身已经没有办法成为像陶侃那样的人物了，所以就把振兴陶家的希望寄托在了五个儿子身上。中国古代的人在庭院当中常常种植三槐五柳，就是怀着期望在子孙里面出现三公五侯。五柳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说法，似乎能够自圆其说。

杜甫诗里所讲的“达道”，明显指的是通达世间之事、彻悟人生之路。然而在历史进程之中，也曾引发关于此“道”到底是属于儒家还是道家这样的一番讨论。南宋后期的时候，理学家真德秀（号西山）做到了宰相之位，是一位颇具学问之人，他的学问以朱熹作为宗师。他觉得，渊明的学问，正是从经术之中而来，所以在其诗歌之中体现出来，有着无法掩盖的特质。谭嗣同对这一观点极为赞同，在《致刘淞芙书》里讲：“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他的诗歌之所以大多有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养深纯”所带来的结果，是“经术之效也”。

为了表明陶渊明学问“正自经术中来”这一观点，真西山还举例并作简要评价，称：“在作《荣木》时所怀之忧，正如对消逝之川水的无限感叹；而所写《贫士》之咏，乃是对箪瓢生活状态下所蕴含之乐的描绘……渊明能有如此智慧达到这般境界，这岂能是那些喜好玄虚之学的人士所能企及的呢？虽说他能抛开宠辱，对得失看得淡然，确实有着旷达超脱的风范，然而仔细品味推敲其诗句用词，时而也会流露出悲凉感慨之情啊，可见他并非对世事毫无关注留意之人。‘’从这里能够看出，陶渊明对世事并无刻意留心之意，可这并不等同于他忘却世事。即便诗人大力宣扬自然纯真之趣味，然而世事所引发的忧心以及思想层面的矛盾，却隐隐约约潜藏于其诗作诸多文字之中。

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陶潜称得上是一位失败者，他事业遭遇挫折，又不擅长在社会中与人相处，不善于经营生计，不会从事田间耕种之事，不懂得治理家庭，也不擅长教育子女，《归园田居》五首差不多把这些特性都归纳出来了，虽说“早上起来去清理荒芜的田地，傍晚带月扛着锄头回家”，并且“道路狭窄草木丛生，夜晚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裳”，但是“衣裳被打湿并不值得可惜，只要心中的愿望没有违背就好”，原以为能够依靠自身的辛勤劳作养活全家，可事实却与期望相反，不但搞得自己没有丝毫尊严，还连累了家人 。

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责子》诗而发议论的，是杜甫的《遣兴》诗 ，《责子》诗里说 ：白发覆盖在两鬓 ，肌肤不再充实 ，虽有五个男儿 ，却都不喜好纸笔 ，阿舒已经十六岁 ，其懒惰无人能比 ，阿宣将要到十五岁 ，却不爱文学技艺 ，雍端已经十三岁 ，尚不认识六和七 ，通子将近九岁 ，只知道寻找梨和栗 ，倘若命运如此 ，那就且饮杯中物 。

二句“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所描绘的乃是儿子们不喜读书、不求上进之状。随后进行分述：阿舒身为老大，业已十六岁，但却极度懒惰；阿宣作为老二，马上就要十五岁了，然而对学写文章毫无兴趣；处于十三岁阶段的阿雍与阿端，连数字都不识，六和七都分辨不清；老五通子，将近九岁；只能贪吃，对其他事物毫不理会……

看得出，陶渊明对这五个被认为 “不成器” 的儿子，抱有相当程度的不满，确切来讲，他最为牵肠挂肚的，正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起始便直白表明自己已然年迈，两鬓布满白发，肌肤也不复往昔那般丰满。鉴于时日无多，才会因儿子未能有所作为而愈发焦灼难安。他能够舍弃功名之求，却撇不下家庭以及子女；他或许已与社会有所疏离，然而绝非置身于文明之外；他可以沉醉于 “杯中物”，却依旧存有清醒之态。由于心中紧系着五个儿子的未来，担忧他们品行学业的优劣状况，所以才会诞生这般哭笑两难的 “责”。

我们不应当由于此“责”并非是那种面带严肃神情的训诫，便认定这算不上是“责”；更加不可以因为存在“责”，就去贬低陶潜。杜甫讲陶潜无法“达道”，意思是说他尽管心里想着摒弃尘世间的繁杂事务，然而最终还是没能彻底放下。反而是有一些跟杜甫的理解不一致的人，受限于为尊者避讳的那种思维模式，固执地要把陶潜描绘成是那种对得失毫不在意且始终如一的世外高人，执意去突出他戏谑的性格特点，可实际上却是十分错误地解读了陶潜。

不得不说，要是五个儿子都这般“窝囊”，那陶潜所肩负的责任可是推脱不掉的。就这一点而言，他在《与子俨等疏》里把责任全部包揽了下来。这份疏文跟《责子》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其间流露出来了他内心的愧疚不安以及深深的自责之情，只是期望孩子们能够安于贫困、乐于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能够和睦融洽地相处。其中，第二自然段是这样讲的：主要缘由是自身个性刚正不阿以至于没办法迎合他人、投机取巧，而且还跟社会上的人事多有抵触不顺，最终致使五个孩子打小就跟着自己过那种贫穷饥寒的日子，弄得颇有些没有面子。

全面地看，《责子》里的“责”并非那种如雷霆爆发般的愤怒，而是切实地映照出诗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呈现出教子缺乏有效方法的那种无奈。于是，陶潜把儿子逐个地责备一通之后讲：这大概是上天的旨意，那就还是去喝酒吧。

谈到饮酒这事儿，世上好多人会把陶潜跟阮籍作比较，阮籍清醒的时候少，陶潜喝醉的时候多，陶渊明跟阮籍一样，都是特别痛苦的人，陶潜和阮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把借酒抒发情感融入到诗里，诗里面每一篇都有酒，酒不只是陶潜排解忧愁消除烦闷的能让人忘掉忧愁的东西，并且还是创作的能起到催化作用的物质，是生命的主要构成部分和乐趣所在，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陶潜存在酒精依赖，在《饮酒二十首》里，他是这么吟唱的：“要是再不痛痛快快地喝酒，就白白辜负了头上戴的头巾，只是遗憾有好多差错失误，您应当饶恕喝醉了的人”，他自我嘲讽还自我宽慰，却完全没有自我责备的意思。

古往今来，真正的“达道”或者“达生”，谈起来是何等的不容易啊！中国的文人，和政治天生就有着难以解开的缘分，要是不卷入政治之中，通常只能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有着封闭性，小生产者置身于狭隘天地，这对他们的视野以及情感，构成了极为严重的限制与束缚，致使他们和外部彼此疏离，很难从时代生活里获取创作的动力，甚至就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般的生活中也会变得没必要了。

说实话，古时文人若想切实挣脱传统儒家的那种用世观念，若想切实舍弃大济苍生的社会政治抱负，基本上是没法做到的。孔孟没办法做到，李杜没办法做到，陶潜同样没办法做到。陶渊明无论是进还是退都会忧愁，进的话不足以谋划国家大事、退的话不足以维持生计，他的悲剧就在于投身入世不行而超脱尘世又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