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被后世圣化，然杜甫却言其未必能达道，为何？

陶渊明被后世圣化，然杜甫却言其未必能达道，为何？

陶渊明自南朝被进行“人德”化之后，到宋朝时愈发被圣化，获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 ，后世的相关研究常常夸大他的 “高节” 特性，称赞那种其胸中 “无一点黏着” 的超逸 ，实际上，陶渊明存在不能脱俗的一方面 。

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

生前陶潜凭借“人德”闻名，其诗作于《诗品》当中被列为中品，钟嵘讲，“每观看到他的文章，就会去想象那个人的品德”，陶渊明离世百年以后，萧统收录了他的诗文并且编纂而成《陶渊明集》，还在序里面直接表明，“我十分喜爱嗜好他的文章，根本无法放手，依旧怀想他的品德，遗憾不能与他处在同一时代” 。

自唐朝以来，陶渊明快速地变得高大起来，被塑造成为一个忘却世俗之事、摒弃名利的圣人，这也固定了一些人的思维，即便从他的诗中读出了世俗的方面，也不敢太多谈论，但是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出了陶潜“不一定能通达大道”的真实话语，诗中说：陶潜是躲避世俗的老翁，不一定能通达大道，看他所著的诗集，颇为遗憾其内容枯燥，通达生命之道难道就足够了吗，默默领会大概也不会早了，有子贤能或者愚昧，他为何如此牵挂在心，

有一首名为《遣兴》的诗，其中心意思表明，陶渊明这个人，一生都是超凡脱俗的，一直高蹈独善，他的心志在于追求自己心性的本真，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终究是不能够完全摆脱世俗，从而忘怀得失的。杜甫创作这首诗，似乎也不能排除存在“自遣”这种情况，或者是所谓“聊托之渊明以解嘲”这种性质。

杜甫所写的《遣兴》诗，是在生活处于极端困境的那个时候书写而成的 ，其中夹杂着自怨自叹之中所包含的无奈之感以及感喟之情 ，言外意思是表达“难啊难 ，就连陶潜都不能避免世俗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人呢” 。这首诗一共有八句 ，前半部分讲述的是其未能“达道” ，后半部分讲述的是其未能“达生” ，都是先阐述观点说出看法 ，之后再作出例证 。

诗的第一句意味深长，陶潜期盼免俗，故而归田以“避俗”，然而客观来讲，他并未成功免俗，也就是没能彻底领悟世事，杜甫所言之“道”，既非自然规律，又非道德法则，更不涉及儒道之辨的“道”，此“道”是超脱于世人情份以及俗世之间而忘却一切，也是彻底放下从而不被世俗连累的 。

杜甫十分肯定地讲，“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意思是，从陶潜诗稿当中能够体味出，他常常发出痛苦怨恨贫穷的感慨 ，多 “恨枯槁” 所表达的是，在生活艰难处境里备受困苦，以及面对生存危机满心忧患，如此这般怎么能够宣称已然 “达道” 了呢 ？

称颜生为仁之人系陶渊明确曾言的哦，言荣公讲有道的也是陶渊明呢，颜生多次陷于贫困却未得长寿呀，一直饥饿到老的也是他啦，虽说能留下身后之名呢，可一生也是困苦潦倒的哟，死去又能知道什么呢，能顺遂心意固然是好的呀，此诗里“枯槁”对应的反义词是“滋润”哦，说的就是生活不滋润从而一生清苦贫穷的状况呢。

在《饮酒二十首》里头，陶渊明对自身“一事无成”的一生展开反思，“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作成绩也未获成功”，“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这个诗句所描述的是自身贫困且孤独的实际处境，描绘的是自身被穷困给埋没了的内心烦闷，诗里头的孟公，乃是东汉刘龚的字 。

据记载，东汉时张仲蔚隐居起来不出来做官，“常常依据贫困质朴的生活状态，所处之地蓬蒿长得比人还高，关起门来保养身体，不追求荣耀名声，当时的人都不认识他，只有刘龚了解他。”全篇被“长久停留最终没有成就”的意识所笼罩，并且渴望有一个像“孟公”那样的人来赏识自己。看起来，陶潜这个“避开世俗”的老头真的不一定能够摆脱世俗 。

陶潜自唐宋以来，其“高节”变得愈发神圣化，不仅绝弃功名利禄，而且似乎连着家庭、自我都彻底淡忘了 。然而鲁迅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于《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明确指出，“陶集之中存有《述酒》这一篇章，其内容乃是针对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言，如此一来，由此能够看出，他对于世间之事其实并非是已然忘却并且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对五子成器非常挂虑

陶潜一生有四次出仕经历，只要有官职他就任职，无论担任何种官职，无论为哪一家效命。他从29岁“投耒去学仕”，直至41岁辞去彭泽县令，其宦海沉浮仅有13年。他在辞官之时创作的《归去来兮辞》，乃是理想遭遇挫折，想要振作却苦于找不到出路时的失意之作。该篇整个都在极力渲染出世的快乐，然而文字背后却能够让人体味到诗人的离世之苦。或者可以这么讲，诗人是运用想象中的欢乐去压抑现实的痛苦，展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境，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

其文开篇讲“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心被形役，决然会有悲愁，改成陈述句是，我使形被心役，不再有世俗枷锁，可能就没任何惆怅与悲愁了，宋人评说：“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觉得是个疏懒人，却不知其平生乐道极苦……其苦心可见，有会意时，便即刻放下。”

杜甫诗的后半部分，事实上讲的是其没能“达生”，杜甫列举了他的“责子”诗，表明陶渊明对于五子能否成器是极为挂虑的，由此可见，他虽说想要不受世事的牵累，然而却依旧免不了有着舐犊深情，会为五子没能有出息而心生烦恼，清人杨夔生在《匏园掌录》里讲道：“陶公整日为儿子操心，操心到僮仆、衣食、诗书方面，是多么真实啊；把儿子的贫苦、愚拙等种种烦恼都当作下酒之物，又是多么豁达啊，亲近人情到了极点，忘却人情也到了极点。”杨氏觉得，唯有其真实，才会有“整日为儿子操心”，进而才会有“责子” 。

陶潜真的是极其企望儿子们能够有所成就，盼望他们快速成长、取得功业。陶潜所作的《命子》诗，经考证是在其38岁之时写成的。这首诗是四言体总共十章，前面六章逐一讲述陶氏先辈的功绩品德，用以鼓舞儿子传承祖辈荣耀的家风。第七章才提及自身，讲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后面三章意在传达对儿子的深切期望及诚恳劝诫，期望儿子成为有所作为之人。

从给儿子取名这事上，能体会到陶渊明的殷切期望，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这极具深意，那“俨”是什么意思呢？《尔雅·释诂》记载着“俨若思”，那“求思”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像“思”那样，名和字里都重复着“思”之意，那“思”具体指什么呢？“思”是子思，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据说《中庸》也是他的作品，他被尊为“述圣”，陶渊明期望自己儿子能像子思那般有出息、有作为。

有观点被提出，陶潜把自己称作“五柳先生”，这五柳指的是他的五个儿子，陶潜自身已没可能变成陶侃那般的人物，所以把振兴陶门的希望寄托到了五子身上，中国古代人在庭院里常常栽种三槐五柳，就是期待子孙里面出现三公五侯，五柳的象征这种说法，好像能够自圆其说。

杜甫诗所讲的“达道”，明显是指通晓世事、领悟人生。然而历史上，曾引发此“道”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探讨。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号西山，官至宰相，是个有学识的人，其学问以朱熹为宗。他觉得，渊明之学，正是源自经术，所以在诗中体现，无法掩盖。谭嗣同很认同这个看法，在《致刘淞芙书》中讲：“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独特见识。”其诗多有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养深纯”的成果，是“经术之功用”。

当真西山意图去说明陶渊明的学问乃是“正自经术中来”这样一种观点的时候，还列举了例子并进行简要点评：“《荣木》所表达的那种忧虑情绪，恰似那逝去的江河之叹息；《贫士》所展现的歌咏内容，仿若那尽管匮乏箪瓢却同样不失的快乐……陶渊明能够达到这样的智慧，绝非那些玄虚浮夸之士所能企及的；虽然他能够摒弃宠辱，对得丧看得很淡，确实有着一种旷达的风范，然而仔细去玩味那些词。句，时不时也能察觉到悲凉感慨之意，并非对世事毫无关注之人。”从这里能够看出，陶渊明对世事并无有意去介入，可这并不等同于完全忘却世事。尽管诗人大力吟唱自然真趣，但是世事所引发的忧心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却隐隐约约潜藏在了诗中。

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陶潜于现实生活里，是个失败者，其事业不顺，处世能力欠佳，营生本事不足，耕种技能欠缺，治家之道不懂，教子之法也不擅长，《归园田居》五首差不多把这些特性都归纳出来了，就算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情况，还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状况，然而抱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想法，觉得能靠自己辛勤劳作养活全家，可事与愿违，不但弄得全无尊严，还让家人跟着受累。

杜甫所创作的《遣兴》诗，主要是针对陶渊明的《责子》诗而发出的议论 ，《责子》诗中写道 ，白发覆盖在两鬓 ，肌肤不再恢复充实 ，虽然有着五个男儿 ，但全都不喜好纸笔 ，阿舒已经十六岁 ，其懒惰程度无人能比 ，阿宣即将十五岁 ，却不爱文学技艺 ，雍端年龄十三岁 ，连六和七都不认识 ，通子将近九岁 ，只知道寻觅梨子和栗子 等 ，天运倘若如此 ，那就暂且端起酒杯中的酒物 。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二句，所写的乃是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的情况。接着进行分写：阿舒为老大，其年龄已达十六岁，然而却懒惰到了极点；阿宣是老二，即将年满十五岁，可就是对学写文章毫无兴趣；阿雍、阿端十三岁了，却连数都不识，六和七都分辨不清；老五通子，快九岁了，只晓得贪吃，对其他一概不知……

可见，陶渊明对于这五个被指责成“不成器”的儿子，内心是充满不满之情的，确切地讲，他最为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的恰恰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起始便毫不犹豫地直接表明自己已然步入老迈之境，洁白的发丝密密麻麻布满了两边的鬓角，肌肤也不复往昔那般丰满。只因剩余的日子已然不多，所以才会越发因儿子们毫无长进、没有出息而陷入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能够舍弃对功名的追逐，但却无法割舍家人与子女；他或许已然脱离了世俗社会，但绝对未曾脱离人类创造的文明；他可以尽情沉醉于“杯中物”，然而内心依旧保持着一份清醒。由于心中时刻挂念着五个儿子未来的前途，又忧心他们品德与学业的优劣好坏，所以才会产生这般令人哭笑不得的所谓“责”。

我们不能因这“责”并非板着脸孔的教训，便认定它不是“责”；更不能因“责”，就去贬低陶潜。杜甫称陶潜不能“达道”，意思是他虽想放下尘俗世事，却始终没能放下。然而有些与杜甫理解不同的人，受为尊者讳思维局限，非要把陶潜说成忘怀得失且一成不变的世外高人，还要强调其戏谑的个性，这其实是实实在在地歪读了陶潜。

应当讲，五个儿子皆是这般“窝囊”，陶潜存有无法推诿的责任，针对这一点，他于《与子俨等疏》中把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此疏跟《责子》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撰写的，当中流露出来了愧疚不安以及深深的自责，仅仅期望孩子们安贫乐道、和睦共处，当中，第二自然段是如此表述的：主要缘由是自身性格刚直进而无法逢迎取巧，并且与社会人事多有忤逆，结果致使五个孩子自幼便跟着自己过着贫穷饥寒的日子，搞得很没尊严 。

总的说来，可以这样看，《责子》里呈现的“责”，并非那种如雷霆震撼发火时存在的愤怒状态，而实际真正映射反馈了诗作者内心情智上的痛苦感受，还映照表示出了教导自身子嗣却没有合适方法的那种无奈情形。于是便出现这一情况了，陶潜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个依次序数落一番之后然后发出这般言语表示道：这情况大概或许是上天的意志安排吧，那还是去喝酒吧完毕。

世人谈及饮酒，常把陶潜与阮籍作比较，阮籍清醒的时候少，陶潜沉醉的时候多;陶渊明跟阮籍相同的是，都是极为痛苦之人;陶潜和阮籍不一样在于，他借酒寄托情感于诗中，诗里“每篇都有酒”。酒既是陶潜排忧解闷的“忘忧物”，又是创作的催化剂，还是生命的主要内容与乐趣。依据现代医学角度而言，陶潜存在酒精依赖。其在《饮酒二十首》里这般唱道：“要是再不快喝酒，白白辜负头上巾，只是遗憾错过多，您当原谅醉酒人。”他自我嘲讽又自我宽慰，却毫无自我批评之意。

古往今来，真正的“达道”谈何容易，真正的“达生”谈何容易！中国文人与政治天生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是封闭的，小生产者有狭隘天地，这对他们的视野构成严重限制和束缚，对他们的情感构成严重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得多余。

实实在在地讲，古时的文人想要切实摆脱传统儒家所具有的用世思想，想要切实放弃能够大济天下苍生的社会政治，基本是不存在可能性的。孔子孟子根本做不到，李白杜甫无从做到，陶渊明同样做不到啦。陶渊明不管是进取还是退隐都满心忧愁，进取没办法谋划国家大事，退隐没办法维持生计，他的悲凉之处在于进入世间却无法如愿，而退出凡世又心有不甘喔。、 （作者：王志清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