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亚洲首位，其小说创作同样精彩

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亚洲首位，其小说创作同样精彩

1913年，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成就使他成为了亚洲地区首位获此殊荣的文学家。

泰戈尔（1861—1941）

印度知名的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哲学家。在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富裕贵族家庭中诞生。在他的作品中，诗歌部分尤为引人瞩目，而他的小说同样值得关注。泰戈尔以深切的同情心关注印度社会，并创作了大量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作品包括多部长篇小说，如《纠缠》、《沉船》、《戈拉》和《小沙子》，以及中篇小说《四个人》和《两姐妹》，还有短篇小说《泡影》与《饥饿的石头》等。

这首诗描绘了生命如夏日花朵般绚烂，死亡如秋日落叶般宁静的景象，它收录在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泰戈尔的诗作备受瞩目，然而，他的长篇小说同样颇具魅力。

在此之前，我们出版社已经成功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系列，其中包括了长篇小说《沉船》和《纠缠》，以及短篇小说集《泡影》。近期，该系列又推出了泰戈尔最为关键的长篇小说——《戈拉》。

泰戈尔自1878年着手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怜悯》，这部作品虽未最终完成，至1934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四章》。在这期间，他共完成了十三部中长篇小说。《怜悯》这部作品在泰戈尔生前未曾发表，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他的多部著作，如长篇小说《少夫人市场》（1883年）、《贤哲王》（1885年）、《小沙子》（1901年）、《沉船》（1906年）、《戈拉》（1910年）、《家庭与世界》（1916年）、《纠缠》（1929年）以及《最后的诗篇》（1929年）。此外，还有中篇小说《四个人》（1914年）、《两姐妹》（1933年）、《花圃》（1934年）和《四章》（1934年）等。泰戈尔的创作中，《少夫人市场》与《贤哲王》属于历史小说范畴，而其他作品则聚焦于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虽以描绘孟加拉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为主，却同样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整体社会状况，传递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情感，同时也为印度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戈拉》这部作品创作于1907至1909年间，并在《侨民》杂志上分期刊登，最终在1910年得以正式面世。作为泰戈尔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它被誉为史诗般的小说。作品深入描绘了孟加拉地区知识阶层中激进民族主义者、坚守传统的印度教徒以及梵教徒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揭示了印度教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弊端，生动再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孟加拉社会的日常生活画卷。在那时，印度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工农运动亦逐步兴起，众多知识分子对英国殖民统治抱有强烈的反抗情绪。民族运动内部形成了两股势力，其中一派倾向于接纳欧洲文化，改革印度教，彻底摒弃所有陈旧的传统和恶习，希望通过改良手段争取民族自治。

成立于1828年的梵社隶属于该思想体系，到了1866年，梵社发生了分裂，分化为两股势力，一股是主张稳健的“真梵社”，另一股则是被称为“印度梵社”的派别，后者倾向于极端的改革立场，对民族文化持否定态度，转而崇拜西方文明。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思想流派被称为“新印度教”，该流派坚决抵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力主弘扬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心，反抗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并提倡回归传统，恪守印度教的所有古老习俗，同时坚守种姓制度。

在二十世纪，即作者创作《戈拉》的那个时代，正值提拉克所率领的激进派别在1905至1907年间的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派别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来终结殖民统治，并且还提出了一整套倡导回归传统、维护印度教保守习俗的社会政策。这种试图赋予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以印度教宗教特征的观点，实质上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新兴的正统派印度教思想体系在继承与拓展。因此，泰戈尔的这部小说，尽管其背景设定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实则深刻揭示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代风貌及社会矛盾。

小说的核心故事围绕印度教信徒安纳德摩伊与梵教信徒帕勒席的住所展开，讲述了印度教青年戈拉、维纳耶与梵教女子苏查丽达、拉丽妲之间的情感纠葛。戈拉，这位男主角，是爱尔兰血统的后裔，他的父亲在印度起义期间不幸离世，而他的母亲则在孩子出生之际便离开了人世。克里希那德雅尔的妻子，印度教徒安纳德摩伊，将他收养并视如己出，秘密地隐藏了他的真实身份。戈拉由此成长为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成为了正统观念的典范。他带领一群青年，积极传播爱国主义理念，致力于净化传统的印度教信仰。然而，直到他最亲密的朋友维纳耶倾心于梵教信徒帕勒席的女儿拉丽妲，他才开始偏离了原先的道路。

维纳耶在步入婚姻殿堂时方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两个对立阵营的夹缝之中，他与传统的印度教派决裂，与戈拉也断绝了关系，然而，他并未得到梵教的接纳，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帕勒席这位对所有宗教都持公正态度的仁厚长者，也被梵教驱逐出教。与此同时，帕勒席的养女苏查丽达对戈拉心生爱慕，被他们的信仰和激情所打动。

然而戈拉坚持教派差异，压抑着个人情感。在那个时期，他一方面需要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推广爱国理念，另一方面，根据教规的规定，他不能与教团以外的人交往，尤其是不能与他们共餐共宿。他在乡间目睹了印度教种姓的界限和严苛的教规如何导致农村的愚昧和贫困，同时，农民在打破教派束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友谊与和谐，也渐渐消解了他对教义的坚定信仰。当时，他为了捍卫农民和学生的权益，与殖民统治机构发生了冲突，甚至被警方拘留。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祖国的真实面貌——“那赤裸、脆弱且令人羞愧的祖国形象”。克里希那德雅尔临终前透露了他的身世之谜，戈拉欣喜若狂，他终于摆脱了宗教派别的束缚，一个旨在为三万万印度儿女谋求福祉的真正领域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小说的核心人物戈拉身为爱国者协会的领导者，亦是一位代表爱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作者细致描绘了他坚信祖国必能获得解放的坚定信念，以及他面对殖民统治势力时毫不含糊的独立性格。他持续地向同族人传播复兴祖国的坚定信仰，激励大家为祖国的独立贡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他品行端正，不屈不挠，对于那些将做官视为荣耀、丧失民族自尊心、在英国统治者的面前卑躬屈膝的人深恶痛绝。在狱中，戈拉彰显了民族的刚毅，他坚决不对英国县长曲意逢迎，更不向他哀求宽恕，也不让朋友尝试营救，充分展现了殖民地民族最珍贵的品质。戈拉持有明显的宗教成见，坚信“祖国的一切皆佳”，他不仅为种姓体系及婆罗门阶层的特权进行辩护，而且亲自践行那些陈旧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与亲朋好友关系紧张，无法表达真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这阻碍了他深入了解印度真实面貌，也妨碍了他为祖国作出真正的贡献。

作品表明，戈拉信仰印度教并非源于盲目迷信，而是源于殖民者对印度教社会的讽刺与抨击。他声称“我愿以崇敬之心唤醒同胞”，以对抗敌对势力。因此，这为他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当他在乡村目睹祖国脆弱且令人羞愧的景象以及宗教偏见的危害，一旦他的身世之谜被揭露，他便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解脱。戈拉的形象不仅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艺术总结，同时也映射了作者的个人理想。

安纳德摩伊与帕勒席均被作者视为理想化身。二人虽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却均遵循人的天性，抵制种姓壁垒，倡导婚姻自由；他们既敬佩戈拉的爱国情怀，又对其固执守旧持有异议，共同怀揣着宽广、仁慈、开放的心灵。然而，帕勒席显得较为柔弱，试图置身于争执之外；相较之下，安纳德摩伊性格坚毅，态度积极向上，行事果断有力。

苏查丽达与拉丽妲代表了印度女性觉醒的典型。苏查丽达性情温和，心地善良，起初对梵教领袖哈伦充满敬仰，甚至愿意以身相许。然而，自从遇见戈拉后，她才深刻认识到哈伦对民众的轻蔑态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与他的婚约。尽管她对戈拉怀有崇敬之情，并深受他爱国情怀的感染，但她并不认同戈拉那些守旧的言行。她对印度女性所承受的传统角色感到不悦，然而戈拉并未明确阐述女性如何能够掌控自身命运的路径，因此她常常陷入疑惑与困扰之中。

苏查丽达性情温和、宁静，行动力不足，而拉丽妲则截然不同，她痛恨邪恶，意志坚定，性格独立，不拘一格。她对社会上的种种恶行进行反抗，既不推崇传统偶像，也不崇拜现实中的任何偶像。她始终不懈地追寻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并为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奋斗不息。她拒绝出席县长家的演出，以示对戈拉被捕的抗议；面对他人的诽谤，她毅然为女孩们创办学校；她克服了教派的成见，勇敢地与维纳耶结为连理。无论亲朋好友的疏远、哈伦的诽谤、教会的制裁，抑或是官方的阻拦，她都未曾屈服。拉丽妲挣脱了家庭和教会的束缚，投身于社会活动，积极参与人民斗争，成为了作者心中理想的印度新女性形象。

小说中的主要反派角色为哈伦，他是一位既通晓英语又对哲学颇有研究的教师。在作者的描绘中，哈伦的肤色虽与英国殖民者有别，但其精神实质却与后者毫无二致，他一味地讨好和巴结英国统治者，堪称典型的洋奴；而对于民众，他则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欺凌和陷害。他与戈拉等人的矛盾，不仅体现在教派之间的纷争，更深层的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爱国者与殖民走狗之间的激烈斗争。

小说通过描绘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赞颂了男女青年的爱国情怀，揭露了宗教的偏见以及崇洋媚外的错误观念；同时，通过展现印度农村的苦难和伊斯兰农民的抗争精神，对殖民统治的罪恶进行了愤怒的挞伐。在艺术表现上，典型环境的塑造与典型性格的刻画相互融合，抒情笔触与哲理思考，人物对比与简练勾勒，融为一体。应当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描绘心理冲突以及展开哲学辩论方面投入了心血，然而，小说中缺乏真实的细节，情节拖沓冗长，辩论成分过多而描绘不足，导致作品显得沉闷无趣，缺少深度；此外，辩论内容的增多，使得人物形象似乎沦为思想的象征，变成了单纯的传声筒，显得空洞而缺乏实际感。

泰戈尔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中，爱国主义与人文关怀贯穿始终，这些作品全面展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风貌，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和女性群体的刻画，生动描绘了他们的情感、心理和追求。在艺术领域，泰戈尔早期的小说作品主要聚焦于错综复杂的情节设计，对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以及对生活琐事的详尽叙述；而其后期作品则情节更为紧凑，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且广泛运用象征和暗示手法。他所塑造的人物角色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多层次、多角度的心理变化之中。泰戈尔的小说作品常常充满诗意和画意，运用诗歌的语言，展现出一种高雅的韵味。泰戈尔在小说的框架结构上屡次进行变革，时而采用自述体，时而以叙事手法呈现，又或是运用诗意的散文结构，甚至有时构建起高度集中的戏剧式框架，其变化之丰富，让人眼花缭乱。

——《戈拉》译序

《戈拉》

泰戈尔 著

唐仁虎 译

定价：65.00元

《沉船》

泰戈尔 著

杉仁 译

定价：53.00元

《纠缠》

泰戈尔 著

倪培耕 译

定价：48.00元

《泡影》

泰戈尔 著

倪培耕 译

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