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出仕为家族兴亡，乱局忌惮政权，终借丧辞官职以保族裔

陶渊明出仕为家族兴亡，乱局忌惮政权，终借丧辞官职以保族裔

«——【·前言·】——»

陶渊明的几次出仕之举，皆是出于对陶氏家族兴亡的考量，延续宗族血脉的关键性，要远远超过那充满不确定性的官途，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微薄俸禄。

桓玄有篡晋野心，刘裕也是如此。作为两任前主，他们的所作所为致使当时世家大族多遭遇灭门惨案。这一系列情况，让陶渊明对充满血腥的政权，进而产生了忌惮之心，之后又有了抵触之情。

身为洪族之后的陶渊明，以及他的五个儿子，与寒门武人集团在阶级立场上形成了根本性之对立。庶族欲崛起，必定会清理旧世族，借由更广范围的阶层颠覆，达成自身权力结构的重组。

更何况，陶渊明曾经在桓玄手底下做事，而后又转去跟随刘裕，然而却难以得到他彻底的信任，在任职的那段期间，就如同走在薄冰之上，稍有不慎，便存在着被灭族的风险。当国家几乎快要易权的时候，处于被动情形的东晋旧臣们，很难做出什么有成效的事情，大多都是迫不得已采取了畏缩的办法。

«——【·辞官为上策·】——»

当处于如此这般危险混乱的局势情形之下，陶渊明背负着延续、振兴陶氏家族的使命任务，首要的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去保住五个儿子，如此一来的话，选择辞去官职、远离政权圈子就是当时能够施行的唯一办法路径。

陶渊明在经过一番慎重权衡之后，内心惶惶不安写下了称为“辞呈”的《归去来兮辞》，以借口奔程氏妹之丧为由从而辞官。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这篇辞赋：“把他求官以及弃官的事实的开始、经过和动机毫无保留地照写了出来。”。

陶渊明于《归去来兮辞》里未曾提到督邮，如此一来可以看出巡查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并非那般重要，其次，文中难以遮蔽其回家之时的欢快心情，他没有呈现出丢了官职以及奔丧应该有的伤感之情，相反却流露出家族得以生还的庆幸之感。

“于心绪繁乱之际彼时的风波尚未平息，内心惧怕那路途遥远的劳役奔走”真切地映照出陶渊明身处归隐之前那会儿内心恐惧的心理状况，由此进而滋生出“实在是误入歧途但好在尚未偏离远处，察觉到如今行径为正确以往实是谬误”这般的悔悟思想，并且坚信自己趁早脱离那个庞大政权之圈层从而自行修善自身族群分支的行动是正确无误极其合乎自我理想道路之举动的，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心有余悸之微妙情感状态。

陶渊明归隐之后，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的诗歌，而这，也能够当作是对其辞官缘由进行探究剖析时可参照的一方面。在《杂诗(其四)》里边的“子孙还相保”，这就是陶渊明对家族极为看重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啊，他彭泽辞官，不止是为了保全自身，更是为了能够保住他自己的那五个儿子。

他于辞官后的第二年，创作了诗作《止酒》，该诗歌所营造的意境，颇为欢畅。诗句“大欢止稚子”里的“大欢”，与他儿子存在关联，在《和郭主簿(其一)》中，具体呈现为这样的表述：“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 , 聊用忘华簪。”儿子们处于安存状态，且围绕在他身边，这真真切切让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陶渊明入仕与辞官的经历，在彭泽辞官这一节点，标志着其仕途走向终结，陶氏一支的生命权得以保障，然而他却因此留下遗憾，他把自己几次出仕的经历总结为“皆口腹自役” 。

当时惆怅不已且情绪激昂，内心深感颇为羞惭于自己平生所怀的志向。其是冲着当下生活所需才去为官，没能达成建立功勋成就事业、使家族得以复兴的期望，然而他一直胸怀远大志向，当檀道济邀请陶渊明再度出来做官时，出乎意料地以自身志向不够充分为由给他拒绝了。

先前与之后进行对比，发觉陶渊明针对“志”的表达存有矛盾，此时的陶渊明已然归隐十几年，然而却依旧因残酷的世族清洗而感到极度后怕，宁可在自家忍受瘠馁之苦，在对外方面反倒有意将其志向予以弱化、加以掩盖，把儒家用世的那一面向内隐藏起来。

处于陶渊明身前与身后阶段所发生的变化，真的是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笔下那用以躲避灾祸的地方“桃花源”，而他所躲避的恰好就是当时存在的政治方面的祸害，那么换个角度思考，这难道不正是他自身实际所处情形的一种现实写照吗？

倘若陶渊明是出于内心甘愿而选择了弃官归隐这事而隐居的话，那么其诗作之中理应会洋溢出欢快自得的那种基调，然而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般一首诗里面，却充分表露了他隐居时的那种悲苦忧愁凄凉之情；。

这部诗作创作于东晋义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18年，那时陶渊明已经五十四岁了。他把丧妻的经历回想了一番，挨饿受冻的状况也在诗里有所体现，疾病缠身的情形同样被提及，遭遇火灾这样的困厄之事他也诉诸于诗。夜晚的时候盼着天亮，只因寒夜实在太过难熬，天亮之后又盼着天黑，原因是饥饿难忍，换个说法也可以理解为白天在田间劳作太过辛苦，唯有日落之时才能得着休息 。

陶渊明在决定辞官之前，必定是会去思索往后没有俸禄支撑的家庭生活状况的，然而却依旧做出了辞官的选择。在他刚刚开始乡村归隐生活之际，于田间亲自耕种尚且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就在这个时候，老庄思想渐渐地占据了陶渊明人生态度的主导地位。

前期的诗歌里头，大多流露着一种闲适自得的心态，然而呢，凭借于家中遭遇火灾，老家被焚烧殆尽作为转折，陶家的状况突然发生极大转变直落而下，陶渊明只好带领着家眷迁移到其他地方去，自身也因为过于劳累致使身体虚弱并且毛病众多。

本诗里头的“俛”这个词，在《陶渊明集》当中也多次出现过，它所表达的意思是“勉强”，带有消极、被动的那种意味。诗里“收敛不盈廛”这句话中的“廛”，《说文解字》给出的解释是：“一亩半，为家之居，其字形从广里八土。”。

它的原本意愿是古时城市里平民当中一户人家居住的用作容身遮风挡雨的地方，这里所讲的是所收成的粮食难以供养陶渊明这一家庭中多个人依靠它们生存的状态。这样的一种情形已经没办法用条件困苦艰难来进行描述了，整个家庭都面临着关乎能否持续存活的困难处境，哪里还有什么喜悦可言呢?

即便那有着“性本爱丘山”这般性情的陶渊明，想来必定也不会甘愿于在那贫瘠的状况里煎熬如此漫长的好些年，反过来推导的话，彭泽辞官这件事并非是他出于自身意愿去做出的选择，确实是存在着不得不如此的隐情的。

于《与子俨等疏》里，陶渊明讲述了自身年少时穷苦经历，其曾为谋求生存及任用而四处奔走，陶渊明称自己本性刚直，这同当时社会形势常相背离，由此而言，他对自身以及陶家处境有着清醒认识 。

文中引用了东汉王霸那位品德贤良的妻子的典故来自我宽慰，表明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过上隐居且亲自耕种的生活，那就没必要因为儿子头发蓬乱、牙齿稀疏而感到羞愧，话是这么讲，然而他依旧因为儿子们不得不再次经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饥寒交迫、贫苦艰难的生活而内心充满愧疚，他说：“你们这些孩子年纪还小，家境又贫困，常常承担砍柴挑水之类的劳作，什么时候才能免除呢？这种念头一直在心里，又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担负起砍柴挑水这一劳动任务的是年幼的儿子们，对此，陶渊明全都瞅进了眼里，心里那可是时时刻刻都记挂着，慈父对那群孩儿凸显出的疼怜惜爱之情，明显得如同在脸庞一般溢于言表。可是呢，一旦当官有可能关联到那些儿子们存在命悬一线的安全隐患时，在陶渊明的内心当中，到底哪样轻哪样重，那说得一目了然啦。

另外，东晋对孝道极为推崇，“孝”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臣子的“忠”。父亲严厉，儿子孝顺，兄弟之间关系和睦，家族才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孝子”文化的盛行跟陶渊明重视其家族的延续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陶渊明于文中，列举了韩元长等前代人之模范事迹，苦心对俨、细心告诫侯：份、佚、佟这五个儿子，务必要和睦；处世需谨慎，切不可相互猜忌，唯有这般，才能够不辜负自己辞官时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