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仕途 读书日|士人走向民间，隐藏着怎样的“宋元之变”？

杨万里仕途 读书日|士人走向民间，隐藏着怎样的“宋元之变”？

南宋开启的社会转型

王瑞来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宋元时期士人朝着民间的方向走去，这和科举制度所发生的变化有着一定关联，科举制度是在隋朝的时候创建的，到了唐代得以沿袭，然而呢，只不过唐代通过科举被录取的人数是很少的，对于当时的那些读书人而言，科举所具备的荣誉方面的意义是更为突出的，就如同那句所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可是一件极具荣耀性质的事情呀。到宋太祖那个时期的时候，情况依旧是这样的，就如同朱熹所说的那样，宋代实际上是从宋太宗才开始的，宋太祖仅仅只是“五代十国”的“第六代”罢了，王瑞说，“宋太宗将全国统一起来，把科举规模予以扩大，考试变得愈发公平，像这样经过年岁长久的积累，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从中央一直到地方形成了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在南宋的时候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像秦桧、贾似道这样的权臣。”。

《士人走向民间》里表明，北宋应试规模得以扩展，推动了全社会对学问的追求，提高了平民文化水平。被视作唐宋变革关键指标之一的社会平民化趋向，在南宋繁荣的商品经济环境下发展得更远，当中造纸技术改进后新媒体印刷业的昌盛也是关键助力。南宋疆域仅为北宋的三分之二，官僚机构缩减，然而科举依旧如常举行，北宋以来科举困难、改官艰难的情形愈发严峻。这样的情形使每年产生近万人的士人流动方向变得多样，进入仕途为官已不是士人唯一的选择。

此外，存在一个致使南宋被认定为开启社会转型的缘由，那便是南宋将都城定在了临安，此一举动终结了北宋时期政治与经济中心呈现二元分离的那种格局，在五代十国经历短暂分裂之后统一起来的北宋，如同隋唐一般，维持着政治与经济重心二元化的那种格局，靖康之变拉开了历史大变局的帷幕，南宋好似回到了南朝的状态，政治与经济重心再次合二为一，在政治与经济支撑下的文化也不再处于分散状态。诸多因素积蓄于北宋，在帝系与制度同一的表面形态之下，那些因素开始发酵，唐宋变革之后新一轮社会转型由此发轫，这便是宋元变革。

在南宋，当官究竟有多难

规模有所扩大的科举考试，的确大大开启了孤寒之士的上升通道，进而形成了“士大夫政治”，然而，谁都清楚，想要在科举考试里得中进士，依旧十分困难，王瑞讲，用一个形象的表述去形容科举考试，便是“千人竞渡”，有人统计过，南宋总共大概有五万名进士，而这五万名命运的宠儿的背后，有着五千万人次的考试大军。落第落榜者更为众多。

那么，考中了进士，难道就能够立马当上官，顺顺利利地一步步往上升提吗？明显不是这样的。王瑞这话讲来，我们全都认为考中进士就会拥有高官厚禄，就能够骑着肥壮的马，穿着轻暖的皮袍儿，满面春风、意气舒畅，就连史书当中所记载的，也全都是进士们光彩耀目的那一方面，然而实际上，考中进士之后仅仅表明你成了“选人”，也就是说有了做官的资格，对于众多“选人”而言，金榜题名之后，将会是没完没了的等候。

拿南宋的罗大经当作例子，王瑞来在1983的那个时候，就曾经对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进行点校，这本书是极为有名的，身为千万名南宋士人中的其中一员，罗大经在金榜题名以后，却“排队”等待阙职长达八年时间，往后才得以去赴任，也就是说，罗大经凭借优异成绩“毕业”，然而却在“失业”了八年之后，才得以实现“就业”，而他前往赴任的那个地方，乃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的偏远地区广西。对罗大经生平展开考察，王瑞来有所发现，罗大经在广西存在三个级别相对较高的官员朋友，原本认为这三人是罗大经前往广西赴任之后才结交的朋友，然而随后才晓得，原来这三人和罗大经的父亲存在关联，罗大经的父亲尽管未曾担任过官职，可却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也就是说，罗大经历经千辛万苦考中了进士，待业长达八年，最终还是依靠老爸的关系走后门才得以就业。后来罗大经调回到江西，职位也提升了几级，不过却受到上司之间权力斗争的牵连而被罢官，无奈只好回到老家。然而，要说史家遭遇不幸而诗家获得幸运，回到乡村后的罗大经创作出了有名的《鹤林玉露》，要是他一直顺遂高升，说不定也就没有空余时间来撰写这般闲适的书籍了哟。

这便是一位进士及第之人的命运，王瑞表示，北宋仕途堵塞，直接遗留给损失三分之一国土的南宋，致使南宋选人进入官场变得极为艰难，早在南宋初期绍兴七年（1137 年）时候，中书舍人赵思诚便指出：“出身低微贫寒的士人，名字登记在吏部候选名单上，都要等待数年才有空缺官职，大概十年都无法得到一次任职机会。”如此看来，罗大经进士登第后等待空缺八年，着实是没有太大背景的士人极为平常的遭遇，当时，赵思诚还推测说：“将会见到贫寒之士有三十年都无法得到调任的情况了。”。赵思诚上言的时代过去将近一百年过后，才是罗大经生活的时代，对于赵思诚的预测，有史料显示，其已经部分地在仕途方面成为了现实。

比罗大经更为知名的杨万里，是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

杨万里

在仕途刚开始的时候，杨万里也难以避免地遭遇了曲折与坎坷，28岁考中进士后，他不得不从最底层的选人开启他的仕途之路，历经多年的“基层”体验，使得杨万里带着无奈发出了“今仍作吏卑”这样的感慨，幸运的是，他结识了名臣张浚以及理学家张栻，在张栻的举荐之下，仕途才渐渐有了起色，杨万里有着诗人那样的狂放，性格十分倔强，不光《宋史·杨万里传》记载说“万里为人刚而褊”，他的友人葛天民也在诗里写道：“我与诚斋略微相识，也不清楚他喜好什么官职，只知道他拼着能忍受饥饿七十年，脊梁如同钢铁，内心好似磐石。”。未曾弯曲膝盖，未曾皱起眉头，不将文章创作成诗。”杨万里自己也讲：“士大夫的穷困与显达，原本没必要操心在意，我一生都无法开口去请求举荐。”即便这样，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患病的身体，费尽心思地写下几百封请托的书信，按照王瑞来的统计，杨万里的这上百封书信，全部都是为了十个后辈向在职的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员，尤其是向后辈任职的上级去求情，他仕途的艰难由此可见啊。

要不是仕途坎坷，或许就没有《富春山居图》了

同样为元代这般的状况，那黄公望的求仕之路能不能对其作出解答呢？答案取决于王瑞来所认为的观点，他觉得这一问题能得出答案。

《富春山居图》（局部）

大家皆知黄公望那幅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王瑞来称，如今我们认定黄公望是大画家，实则当时画画如同行医等行当一样属于小道，故而黄公望的事迹被记入《录鬼簿》，王瑞来是学文献出身，考证乃是基本功，他讲，黄公望本姓陆，生于南宋末年，蒙古人入侵时他年纪尚幼小，父亲离世，母子贫病交加无所依靠，后来母亲又嫁给一位已90岁的黄姓老者，黄公没有子嗣，期望有人能继承家业，光大门楣，说是“黄公望子久矣”。那被称作黄公望的人，其字为子久，二者合起来便构成了“黄公望子久矣”这样的表述。黄公望有着像望子成龙般的期望，黄公望在学习方面是极为努力的，进入元朝后依旧持续努力，期望能够在科举考试当中有所建树，然而让所有读书之人都未曾想到的是，进入元朝之后，江南区域的生产力以及经济结构尽管并没有多少变化，大家都认为同样不会有改变的科举考试，却一下子停摆维持了几十年。用以产生官员的那般“装置”没有了，那么官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从胥吏当中进行挑选。为了谋求仕途，黄公望于是只好先在浙江当地成为了一名胥吏，可是由于性格刚直不阿从而得罪了其他人，没过多久便遭到诬陷而被囚禁进牢狱之中。在出狱以后，为了能够维持生计，他前往元大都去担任胥吏，又由于犯错误的上司的言语而进入了监狱，如此一来黄公望彻底心灰意冷，出狱之后便回到了江南老家。回到老家，仕途断绝，黄公望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从事老师的工作，为人进行算命，还加入了全真教。至于画画，仅仅是他的“业余爱好”。王瑞表示，从黄公望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曾做官的士人的命运，“士人们走向民间之后会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在黄公望一个人身上便能够得到展现”。若是没有对仕途心灰意冷，没有早早回到老家，没有日日对着富春江水遥望青山，或许就不会有流传千古的《富春山居图》了，当然。

《富春山居图》（局部）

王瑞来持这样的观点，即当南宋的士人由于官位存在短缺情况，元代的士人因科举被长时间取消从而仕途面临艰难，“往上流动”变得太困难的时候，那么就必定会出现“横向漫溢”的状况，士人走向民间也就成为了必然。并且南宋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态势，政治、经济中心实现了合一，这又为走向民间的士人提供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于是，士人们有的去经商，有的去经营田产，有的去教书，各自寻觅出路。

另一方面，就算是那些能够“向上走”的官员，“待阙”的时候是在乡里，处于“丁忧”状态时在乡里，退休之后依旧还是在乡里，这些身处乡里且具备一定地位的士大夫，其周围聚拢着一批低层官僚以及无官士人，他们对于修桥铺路这类地方建设以及宗族凝聚这类精神生活产生了关键且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已然成为地方乡里的主持者。这一部分身份“非官非民”的人，在南宋时期进入“士籍”，在元代成为“儒户”，拥有免税免役等部分“特权”，到明清时期，便成了声名远扬的“乡绅阶层”。众人皆知，乡绅是处于国家与民众二者之间的关键纽带，它使得社会拥有了一个具备弹性的空间，进而成为传统中国极为重要的稳定因素。

很难得的是，《士人走向民间》这本书，它有着比较大的学术含量，然而却写得生动且可读，令人颇感意外。中华书局当年出版黄仁宇的名作《万历十五年》时，王瑞来是第一版的编辑，受这本书的影响，王瑞来自始至终坚持写作必须要考虑可读性，他觉得“书是写给人看的，并非用来孤芳自赏的”。他早年所写的《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是以宋真宗一朝的五位宰相故事为蓝本，生动地讲述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宰相，并且将自己有关士大夫政治的学术研究寄寓在其中，从而广受好评，备受赞誉。

《士人走向民间》也是这样，把登科及第以后的士人命运当作切入点，在故事性质的讲述当中，让我们略微知晓宋元变革以及社会转型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