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陶渊明论文必看：史传如何塑造隐士形象

写陶渊明论文必看：史传如何塑造隐士形象

重写隐士：早期史传中的陶渊明形象建构

田菱（文）吕辛福（译）美国罗格斯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中文系

陶渊明在历史接受里，被视作是有着人格魅力的、高尚的、堪称道德模范的隐士，除其作品外，人们了解陶渊明人格特质的最为重要的文献，便是有关他的早期史传，这些材料形成于南朝至初唐的这段期间，主要见于《宋书》《南史》《晋书》里的"隐逸传"及萧统的《文选》与《陶渊明传》。后人理所当然地觉得这些材料是陶渊明生平事迹的真实呈现，然而本文觉得，这些史传材料表现出了史传作者自身对原始材料的挑选与加工，从而形成了对陶渊明生活的阐释与演绎的。

原载《学衡》第2辑

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近千年来，广泛认为陶渊明（或陶潜，字元亮，谥号靖节，365—427）是中国极为伟大的其中一位诗人，然而，身为文化偶像，陶渊明在后代文学作品以及绘画作品里的被接受时间却要早好多。在他离世后，陶渊明被视作高尚隐士、道德模范以及具备人格魅力的人物。除了他的作品，和这些性格描绘以及逸事有关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材料来源便是陶渊明的早期传记，在这些传记当中，陶渊明被归入“隐逸传”里。1这些传记材料，除了能够提供有关渊明生平以及性格的描绘之外，对于后代绝大多数读者而言，是理解陶渊明诗文作品的重要背景依据。从5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到7世纪早期，《宋书》《南史》《晋书》等官修史书中的陶渊明传记，还有萧统的《陶渊明传》，借助大量的历史叙述，为陶渊明的隐逸形象构建了基本框架。2在对后代读者的影响方面，上述四篇史传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在这四篇传记材料里所讲述的内容，通常被视作是去了解陶渊明的基本事实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学者开始对其中存有质疑。齐益寿在将史传里的逸事跟陶渊明作品还有其他文献之中相关内容作了比较以后 ，表明需要对这类材料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王国璎不但针对传记里的多数内容展开了深层辨析 ，更为关键的是 ，她以批判性的态度分析史传的叙述当中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构建了陶渊明的形象。4王国璎觉得，好多流传较广的故事经受不住这般严格的批判性剖析结果，在陶渊明自已写的作品里没有根据，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内也没有支撑，并且常常相互之间有矛盾冲突，部分极大可能属于道听途说的产物或者是作者凭借主观臆想构思出来的内容。

虽说有些逸事具备可信度，然而无可否认，传记里的内容乃是撰者处理传主生平事迹材料时进行挑选的产物，并且因此形成了对陶渊明真实生活的一种主观解读，能够确定的是，四篇传记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增减传主生平事迹材料的进程中，却塑造出了极为不同的陶渊明形象。在后续的讨论期间，我们会针对四篇传记开展独立的分析，还会将它们相互进行比较，借由这般做法去探寻传记作者在“建构描述”进程中的本质，此外还要探寻其方式、语境、动机，这可是关乎理解后代读者怎样形成陶渊明形象的关键一步。要是把这些史传当作独特文献去理解的话，就得仔细辨认其中存在的不同之处，而且要慎重地去对待文本里的选择性。《宋书》里的陶潜传，是沈约（441 — 513）于488年撰写而成的，它成了萧统（501 — 531）进行独立叙述的根基，之后又被收录进萧统的《陶渊明集》，并且还是李延寿《南史》（大约成书于643年 — 659年）、房玄龄（578 — 648）《晋书》（大约成书于648年）中主要叙述的依据。

一、隐逸的理想与实践

把所有的传记里关于陶渊明的内容，都放置在了隐逸的框架范围之内，这和中世纪时期那种错综复杂的隐逸思想，以及实践背景有着关联，所以有必要针对传记中的隐逸概念，先开展一下简单的评论。牟复礼（Mote）针对“隐士”给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定义，他讲：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于儒家而言，那是有能力、有素养且有学识的文人最为适配的职业，然而主张隐逸之人却是走向了别样一种生活，也就是从具备公共服务功能的政治社会生活里脱离出来，关闭与外界相连之门，不仰赖政府的俸禄，自己靠着劳动自立，彰显出其对踏入官场、获取社会功名地位行为之抵制，进而投身于修养身心、著书立作以及艺术探究之中，于是这便成了人们眼中的“隐士”。

要知道，从官场上退出来这种情况乃是古代隐逸的主流，然而呢，就像牟复礼所讲的那般，古代文人去选择隐逸的动机却是依据人而各不相同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围绕隐逸展开的讨论，大多都留意到了隐士在选择归隐之际于个人动机以及时代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中国史学家对隐士类型早前的区分涵盖了这些：有一种是隐居在山林之中，去追求理想的隐士；还有从官场退隐，从而保持他们正直品行的隐士；再有就是让自己远离伤害的隐士；另外有抗议不义政府且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隐士；因“不遇时”而选择归隐的隐士；以及追寻内在自然之性的隐士。那些各异的隐逸动机，相互之间并非彼此排斥。对于现代关于隐逸现象所开展的研究而言，将这些分类予以了提炼，并且从儒、释、道的层面做了全新的划分。

有关隐逸的另外一种划分体系，是由中世纪的作家们提出来的，是依据隐逸地点的不同所作的分类，在这个分类体系里，隐士可分为“朝隐”“市隐”、山林隐士以及田园隐士，朝隐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跟后汉、魏晋时期的士林风气相关，那时士人推崇“得意”，王瑶对这种态度有简洁的解释，他讲“只要能得其意，那么朝隐也行，市隐也行，并不一定非要栖遁山泽”，这种类型的隐逸有些复杂，它有隐逸之实，然而却没有隐逸之形。

由上述分析能够看得出，不论以因隐逸而存有动机为标准来划分，还是以隐逸所涉及地点为标准作划分，各个自身体系内部都存在多种不一样的类型，这对我们去把握古代社会里头那复杂多样的隐逸实践是有帮助的。

当然，史学家用以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的标准并非仅隐逸这一种，那种用以指称学者生前社会关系的特殊类型中也常包含隐逸。在六朝文化背景下，隐逸有着积极价值，它被社会当作一种高尚行为接受，进而演变成一种社会风气。不过，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Aat）认为，中国隐逸传统主要形成时期是东汉 ，而这要早于六朝。美国学者柏士隐（Alan）称，六朝时期的个人隐逸实践是构成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隐逸传统的重要基础。陶渊明呐，是这个时期当中，个人隐逸具体实践里的关键重要一员，他所进行的隐逸这种实践行径呢，对隐逸传统的构建形成，作出了极为相当重要的贡献。

二、有关陶潜的四种历史肖像

史传作者将陶渊明生平和隐逸方面的信息转变为叙事文本之际，实际上受到了历史编纂传统的作用，就像崔瑞德（Denis）所表明的那般：“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独特之处在于留存了对个人行为的探寻，并非仅仅用精细严密的文字呈现个人的完整一生。”，在官修史书里的人物传记中，读者不该期待能找到按年代次第编排的个人生平的档案式记述。从司马迁以及班固起始，便趋向于挑拣人物性格的一两个特性，故意对其他层面予以忽视，借此来呈现人物的个性。有一位史学家近期察觉到，《史记》里一种最为常见的人物描绘形式是：“司马迁自人物生平里挑选一两个关键场景展开叙述，凭借这个来突显历史人物性格当中的某种显著特性。这属于历史人物的半身肖像画，人物形象并非完整，然而人物自身的个性特征却获得了生动形象的展现。”14这种被突显的人物性格的某种特性，常常和某种个性类型相关联。比如，在历代史学家所撰写的人物传记当中，常常会依据人物的个性类型来进行划分，像儒生、滑稽之人、酷吏以及隐士等等，在这样的限定局面之下，类型学的划分标准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史传的模样。15。

（一）《宋书》陶渊明传的形象刻画

被收录于《宋书·隐逸传》里，沈约采用了已然存在的史传人物描绘方式，借由着重呈现几个性格方面的片段或者人物的事迹，从而使得所讲述的内容跟隐逸这一主题产生关联。《宋书·陶渊明传》的开头部分，挑选的是和陶渊明隐逸行为有关的逸闻趣事，并且引用了两篇最能够彰显陶渊明隐逸志趣的作品，即《五柳先生传》以及《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传”在展现符合隐逸特性的人物个性以及事迹这方面，称得上是一个典型隐士的故事范例。在这一部分里头，我们同样发觉了被鲍吾刚（Bauer）称作隐士“消极职业”（）的情形，也就是政府屡次征召渊明，然而渊明却多次予以拒绝了。在后代接受当中广受欢迎的一些故事（如下所列举的），于这一部分里也寻觅到了伏笔，沈约针对陶渊明事迹的剪裁，展现出和陶渊明嗜酒相关的一个显得高冷、脱俗的隐士形象。

1．（陶渊明）对亲朋好友说道：“姑且想要弹奏音乐唱歌，以此作为隐居生活的费用，可以吗？”18主管执事的人听闻了这件事，让他担任彭泽县令。公田全都命令差役种植黏高粱，妻子坚决请求种植粳稻，于是就让二顷五十亩地种植黏高粱，五十亩地种植粳稻。19（译者按：《宋书·陶潜传》与《南史·陶潜传》中记载为二顷，《晋书·陶潜传》中记载为一顷）

2．郡里派遣督邮来到县里，有小吏告知应该束好衣带去拜见，陶潜叹气道，他没有办法为了那区区五斗米，向乡里的那些卑微小人弯腰行礼，就在当天，他解下印绶辞去官职。

3．江州刺史王弘想要结识他，却没能办到。陶渊明曾经前往庐山，王弘让陶渊明的老友庞通之带着酒具在半路栗里截住陶渊明邀请他。陶渊明有脚病，就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竹轿一起去。到达之后，兴致勃勃地便与人家一道饮酒，不一会儿王弘来了，也没有抵触。（译者按：《宋书》《南史》在此处记载大致相同，只是《晋书》中的记载大不相同）

4．后时颜延之任职于始安郡这一地方，有一次路过，每日都会到潜的住处，每一回前往必定饮用大量酒直至沉醉不醒，在即将离去时情形就像这样，留下两万文钱给潜，潜把这些钱都送到卖酒的店家那里，随后逐渐去取用酒来喝。（译者按：《晋书》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5．曾经在九月九日的时候没有酒，走出宅子旁边的菊花丛中坐下很久，恰逢弘送酒到来，于是立刻就着送的酒喝，喝醉之后才回去。（译者按：《晋书》没有这个内容）

6．潜对音声并不通晓，却存放着一张质朴的琴，琴上没有琴弦。每当饮酒有了兴致，就会抚弄这张琴来寄托自己的心意。（译者按：《宋书》《南史》《晋书》都记载了这件逸事，只是《晋书》的改动幅度较大）

7．无论地位高低前来拜访的人，只要有酒就摆出来招待，陶渊明一旦先行喝醉了，便会跟客人说：“我醉了想要睡觉，您可以离开了。”（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8．郡守前来拜访陶渊明，恰逢他酿酒刚熟，陶渊明取下头上的葛巾用来漉酒，漉完之后，又重新把葛巾戴回头上。（译者按：《晋书》没有这段内容）

位于沈约所著《宋书·陶潜传》里涵盖着上述八条逸事，于上述第七条材料之后，沈约作出总结评论，称，“其真率如此”21。沈约所讲的“真”与“率”这两个品质，最初关联着的都是像是饮酒这般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往后却变成了渊明历史接受印象里的长久部分。

即便沈约所选的渊明事例好多都和饮酒及隐逸志趣牵涉，然而却不能借此讲沈约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就是单一维度的。有一位中国传记文学写作领域的现代学者曾表明，中国史传里被描述者常以平面维度的角色于情节里呈现，这种见解最好得从整体去理解领悟。沈约于《陶渊明传》中最终得出的论断是，陶渊明不但忠诚于晋室，而且在其父亲与众居士角色之间留意找寻某种平衡。对于陶渊明忠诚晋室这一情况，沈约这般载述：

自认曾祖在晋朝为宰辅，因耻于再屈身于后代，自高祖时王业逐渐兴盛，便不再肯去为官。所撰写的文章，都标注其年月，义熙之前，就写晋氏的年号，从永初以来，只记甲子罢了。

在沈约眼中，渊明不采用新朝年号，乃是他忠诚于晋室、不认可刘宋的一项证据，沈约的《陶渊明传》对他在《隐逸传》这一章节开头以及结尾针对隐逸行为与隐士品行的评论做出了回应 ，他将那些因时局无道、缺乏明君而选择归隐的人称作"贤人",并且这些人能够"激贪厉俗"25 ，沈约在《隐逸传》的最后说道。

那独自前往的人，全都禀有偏执耿介的自性，无法摧垮志向委屈道德，借助声誉期望通达。要是让其遇上被相信的主公，碰到时机来临的运势，难道会放纵情怀于江海，求取安逸在山丘林野嘛，大略是不得已才这样的缘故呀。

沈约于是得出肯定性结论，那些隐士在明君在世之际不会选择归隐。以往通常将隐逸当作一种政治姿态，除了常被视作拒绝入仕之外，很少会有别的含义。然而，隐逸并非一成不变地被认定为对特定事件或权势人物的响应，有时还常被当作儒家对政治环境的一种主动且变相的回应。陶渊明的归隐究竟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成为后来陶渊明研究里的一个重要议题。沈约断定陶渊明政治立场的关键依据，是沈约提到陶渊明诗文中存在两种不一样纪年方式，这一点应当注意。陶渊明作品中，有明确纪年信息的诗文作品十四篇，其中仅《祭程氏妹文》（407 年）有个恰当的晋朝年号且虽用了晋朝天年号，可却是义熙年间写出，并非更早之前。另外十三篇采用甲子纪年的作品，写作时间不限于义熙年间（405—418），有的生成于其前，有的在其后。就是说，在420年晋室灭亡以前，陶渊明事实上就已开始用甲子纪年写诗了，有的诗甚至作于刘裕405年掌权之前。所以，沈约断定：渊明采用干支纪年、不用刘宋年号纪年是抗议新朝的行为，这种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可是更关键的是，这种借助不同纪年方式暗中表达对朝廷不合作态度的说法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从刘宋以来的学者们发觉，他们得找出更多证据来纠正沈约此说存在的矛盾之处。

沈约在对陶渊明的君臣关系进行这种定位之外，还借由引用两篇完整作品来凸显陶渊明儒家角色的另一面向，也就是身为父亲的那一面，这两篇作品分别是《与子俨等疏》以及《命子》。前者归属于“训诫”这一类别，陶渊明于其中谈及自己对死亡持有的看法，展现出他“性刚才拙”这样的个性特质，而这特质能解释他缘何无法适应官场进而选择退出，表达了致使他儿子们遭受忍饥受冻的悲伤情绪，并且借助几个历史故事来教导他的孩子们要彼此友爱。《命子》这首诗作于渊明步入晚年之际，然而诗的内容却是在长子俨出生后没过多久创作出的，诗里披露了陶渊明身为父亲角色的某一方面。在《命子》篇章当中，陶渊明回顾了自夏商开始以来的情况，讲述了自己的祖先以及曾祖陶侃和父亲所创下的功绩。凭借这些先人的事迹当作榜样，渊明喟叹自己没办法与之相匹配，与此同时期望他的儿子可以成长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不管是从一个已然垂垂老矣的老者视角来看，还是从新手父母的角度去看，这些文字均展现了渊明对孩子们同样的关切之情。这篇创作成果于陶渊明的人物传记里被加以引用，其目标是呈现出陶渊明身为隐士之际更具人性化的某个方面。王国璎精准地指明了这一要点了，他讲在沈约所引用的四篇作品的根基之上，我们见识到了陶渊明既身为隐士又身为父亲的角色模样，对于每一个角色，沈约各自动用了两篇作品去阐释表明。29然而有人大概会觉得，沈约之所以引用《命子》篇，体现出了南朝社会对氏族门第血统的看重。

《宋书》将陶渊明的高洁道德形象予以凸显，是经由塑造出一个尽忠的隐士角色以及一个慈爱的父亲角色来达成的，这与中国史传文学里的编纂意图相契合，王国璎表明这样一点，即读陶渊明传的时候，务必得留意史学家会以其更高的意图将历史当作道德教育的材料，一般来讲在史书叙述中,传容易趋向具备说教功能的状况， 使得传主的人生往往产生具有着道德所赋意味的情形。然而，《宋书》里陶渊明的传记中，道德价值有时会被陶渊明饮酒逸事的故事性给遮蔽，在某些语境当中，饮酒会被理解成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的逃避行径，这一类跟饮酒相关的逸事会被视作一种高尚脱俗的行为。

（二）萧统对陶渊明的形象刻画

沈约的版本，作为最早的陶渊明官方传记，成为后来三种陶渊明传记的基础，且成为后者借用或改编的最初文本。萧统的《陶渊明传》，虽从形式上看并非官方传记，但长期以来，与另外三种官修史书的传记在使用时无甚差异，这或许是因传记作者萧统是梁代皇室成员。萧统的陶渊明传记写于沈约之后不久，而沈约当过萧统的少傅，或许这就意味着萧统对沈约的版本不太满意。并且，萧统未曾给渊明之外的别的任何人撰写过传记，这完全能够瞧出萧统对陶渊明的留意。萧统新版传记着重之处置于了渊明隐逸原则的一致性上面，这比之于对渊明古怪行为以及真率性格的关注程度更高，在这个方面，萧统跟颜延之处于同一立场。在颜延之的《陶徵士诔》里，朋友渊明被形容成一位志向坚毅的隐士，在诔文起始部分，颜延之大力夸赞古之隐士的“抗行”与“峻节”，感慨后代鲜少有人能像巢父、伯夷那般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处于颜延之所处的那个时代，隐逸的状态变得迟疑不决，“踏上路途与世俗同流，中途停下而遵循不同规则的人很多了”31，这事实上早就暗中表明陶渊明是颜延之眼中不会改变最初想法的真正隐士。萧统肯定熟悉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不但将诔文收录进了《文选》，还对陶渊明的隐逸做出了跟颜延之相类似的阐释。萧统收录进传记里的新逸闻，同样与陶渊明的饮酒没有关联：

1．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去探望他，他仰卧瘦弱饥饿已有好些日子了。檀道济对他说，贤能的人处在世上，天下如果没有好政治秩序就隐居，有治世了就出仕。如今你活着文明昌明的时代，为何让自己苦到这般田地呢。他回答说，我哪敢奢求成为贤能之人，实在是志愿达不到呀。檀道济送给他精美的食品和肉，他扬手把这些都打发走了。

2．掌管相关事务之人听到了这件事情，便把彭泽令这个官职授予那相关之人。那相关之人没有带着家属跟随自己前往任职，还送派一个劳力给自己小孩，并且写了一段话说道：你们早晚的费用，要自己供给是很困难的。如今派遣这个劳力，帮助你的日常劳务及生活开销。这个劳力也是别人的子女，你要好好对待他。

3．后来刺史檀韶苦苦邀请周续之离开州里，周续之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个人，一同在城北讲授《礼》，并且进行校对勘正，他们居住的官舍，靠近马队。所以陶渊明写下那首诗说：“周生阐述孔子的学说，祖谢二人纷纷响应前来。马队的地方并非讲学之所，校对书籍也算是已经勤勉了。”。

对于这些故事的意义，我们来进行分析。在沈约所刻画的陶渊明父亲角色的基础之上，上述的第二个故事，又一次着重强调了渊明身为一个仁慈父亲的形象，他所具备的这种慈爱，甚至延伸到了他家中的佣人身上，也就是别人的儿子身上。第一个叙事以及第三个故事，展现出了渊明归隐田园的坚定决心。第三个故事，同第一个故事不一样，并没有直接显露出隐逸之志，而是需要借助那首诗的后半部分才能够确切把握：

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谢诸子，

从我颍水滨。34

传说中隐士许由洗耳之处是诗里的颍水，许由听闻尧让他担任九州长后，便至颍水洗净自己的耳朵，以此表明他归隐的志向绝不容许有任何妥协，35借助引用许由的典故，渊明想要劝诫他年轻的朋友离开讲所，回归到理想之中。

这三个全新的故事迥异于沈约的讲述，挣脱了饮酒以及清高（）的束缚，呈现出在塑造渊明隐士形象进程里的别样一种潜在性。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萧统的《陶渊明传》构建于沈约的叙述根基之上，这表明当中多数故事依旧和酒有所关联。然而，萧统好像并不满足于对渊明与酒的关系叙述（这没准使他觉得不太舒服），萧统于《陶渊明集序》中讲道：“有怀疑陶渊明之诗，篇篇皆含酒，我看他的本意并非在酒，也是借酒来寄托情志呀。”。虽然中国文人鲜少将饮酒贬低视为酗酒，喝酒很早就成了魏晋时期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萧统对渊明饮酒行径的辩护，却提升了渊明饮酒行事的内涵，他觉得渊明的饮酒和阮籍（210—263）的饮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有进一步指出，即在《序》里让萧统表明的是，陶渊明所作的那些作品，对教会人们以达“爵禄可辞”情形是拥有助力作用的。萧统于其中告知我们的是，一旦能够读懂渊明所创作而成的诸多作品，那就“不劳复依靠别处去游太华，向远处去求柱史”如此这般来寻觅归隐所选取的路径。是存在着这样一类情况的境遇里显现出的坚定隐士形象，我们是务必要留意到萧统所撰《陶渊明传》当中涉及渊明妻子的全新材料的这一状况的，“其妻子乃是翟氏，也能够安于勤劳辛苦，跟他有着相同志趣”。虽然这跟渊明自己诗里针对他妻子的表述不尽相符，（有“室无莱妇”40），萧统对于这一点肯定是清楚知道的，可是这样一位对丈夫理想予以支持的妻子的存在，毫不疑问地会让隐士那坚毅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如此来描述渊明就跟著名隐士老莱子以及黔娄的故事相类似，并且渊明诗里提及老莱子与黔娄的时候，都讲到了他们家中有贤妻。41。

陶渊明在萧统笔下的形象相较于沈约所塑造的更为趋向单极化，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更为清晰、更为明确、更为统一的隐士画卷，他于《文选》里收入的陶诗使得这一意图变得更明朗。萧统《文选》所挑选的九篇作品，总体而言，要么跟渊明希图隐逸的意图存在关联，要么与他实际的隐逸行为有所关涉。42而遭到萧统排除于选集之外的作品则更具说服力，比如，在诗文中展现渊明忠君或者求取功名倾向的作品，像《咏三良》《咏荆轲》等均未被选入。我们没道理觉得这种不理会是因《文选》里分类标准或者诗歌主题而受限制，因为《文选》有“咏史诗”，当中选了左思写荆轲的一首诗以及曹植写三良的一首诗。萧统的《文选》没选渊明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一类诗作，这跟萧统《陶渊明集序》以及《陶渊明传》呈现出的渊明与世无争、模范隐士的形象相契合。

在萧统的《陶渊明传》这儿，最为突出的删减之举，是把沈约版里那被认定为忠晋证据的内容给去掉了 ，萧统接纳了沈约所提出的、关涉渊明在刘裕代晋后拒绝出仕乃是源于忠晋这样的观点 ，可是却不再提及任何渊明作品当中有关两种纪年的相关性状况了。人们是拥有合理依据来觉得萧统是能够接触到沈约用过的陶集版本的 ，然而萧统对于沈约所讲的有关渊明作品里两种纪年方式说法的含蓄拒绝 ，致使沈约所观察到结果的有效性存在被怀疑的情况了。

（三）《南史·陶潜传》中的陶渊明形象

写陶渊明传记的《南史》，跟沈约以及萧统所写的，相比之下，所增添的内容数量不多，《南史》里的陶渊明传，基本上算得上是前两种传记版本的合成版本，差不多重现了当中的文字以及叙述顺序，然而，当中有省略的地方，这一点更说得明问题。《宋书》对陶渊明的四篇作品进行了引用，萧统于《陶渊明传》里边，尽管没有引用具体的作品，然而萧统那《文选》却选录了渊明的作品，还把这些作品附在了传记的后边；有别于这两者的状况是，《南史》当中仅仅引用了三篇作品，也就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李延寿省去《命子》诗这般的做法，意味着他的重点在于凸显渊明的隐逸。当然，或许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出于史传文章长度方面的缘由进而考虑选择了进行删减，不过，我所提出的上述解读，在大致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晋书》“陶渊明传”里，获得了进一步的证实。

新增加于《南史》陶渊明传结论部分的两句，不见《宋书》与萧统版本，增加文字着重突出渊明妻子美德。萧统对渊明妻子描述为“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 ，李延寿在此句后人增加了两句——“夫耕于前，妻锄于后”45 ，这可是李延寿两大创新之一；另外一处更明显贡献是，于《南史》中陶渊明名字于“隐逸传”序里几近等同于隐逸。在记载着“隐逸传”的序文当中，李延寿并未再次讲到那些存在于历史传说里的声名远扬的隐士，而陶渊明是惟独被提到的隐士，“要是像陶潜这类人，有的去做官却不追求闻名，退隐后也不讥讽世俗；有的保全自身隐居，在儒门中奉行道家思想；有的在江湖之上隐匿形迹，有的在岩石之下隐藏声名，这些都是往昔隐居避世的人吧”46。在时间跨度不到170年的情况下，从撰写《宋书·隐逸传》时众多隐士里普通的一员，陶渊明演变成了《南史·隐逸传》里那个时代隐士的典型代表。

（四）《晋书》中的陶渊明形象

在三篇时间靠后的传记里头，跟《宋书》里的“陶渊明传”有着极大区别的，是在公元648年完成的《晋书》里的“陶渊明传”47。戴维斯（A.R.Davis）运用“夸饰”（)48去形容上述四篇陶渊明传记，然而实际上这个词更适配《晋书》里头的相关内容。《晋书》中陶渊明传记的新的材料能够划分成以下两种类别。

首先，编者针对沈约叙述里头早就已然存在的故事予以重新加工，举例来说，于《宋书》陶渊明传里，王弘企图结识陶渊明，还求助他们共同的朋友庞通之来安排一回见面；然而在《晋书》的叙述当中，王弘是独自去到了陶渊明的住处，只是陶渊明表示自己病了，并不愿意见他。陶渊明往后对其他人讲：“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由于头一回没能见到陶渊明，王弘因而才要求庞通之在栗里村为他们二人安排一次见面。《晋书》里头，谈的是渊明跟王弘的那次见面，那场面甚是愉快，紧接着续写的是二人一同乘车，而后分别回城，渊明当时“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49。于陶渊明传所在的那部《晋书》里，极有可能是最常被拿来引用的一处有着新奇创见的地方，乃是渊明为自身高蹈绝俗发出声音的一份“语录”（）。于《宋书》之中，陶渊明有一把时常用来寄托情感的无弦琴，然而在《晋书》里面，陶渊明却是以一种自我解嘲的口吻谈及他的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50。可以看出，从这两个例子以及其他一些未于这儿引用的材料，《晋书》朝着比原来史传叙述更具想象力步伐迈进了一步。针对旧材料的新推论，因其有更强的全面叙述性跟更好的细节表现力，给读者带去了更多的阅读满足感。

与之次，《晋书》给出了于其他三种传记里见不到的故事以及性格描绘。比如说，陶渊明有时会被其乡邻张野，连同同行的羊松龄、宠遵邀约一块儿饮酒或者去参与别人举办的宴请，哪怕渊明有时其实并不晓得主人究竟是谁，可他不但不予以反对而且还满心乐意前去，他饮酒直至酩酊大醉，随后便返回家中。还有一则别样的逸事，王弘在跟渊明的头一回碰面之际留意到渊明没穿着鞋子，于是王弘吩咐随从去给渊明量脚打算给他做一双崭新的鞋子，渊明在座位上直接伸出脚来，叫人去量脚。在《晋书》里，那些故事对渊明高洁脱俗、不拘礼法等，在早期传记中就已被描述过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放大。《晋书》中含有关于渊明性格的新叙述情节，这些情节继而成为了新的逸事。在《晋书》中，甚至有提到陶渊明特意避开去参与维持家庭生计，而是将所有家务都委托给了他的儿子以及仆人们，这种十足的冷漠行径以及诸事都不关心的隐士形象，被进一步描述为“未尝有喜愠之色”52。

有关《晋书》里陶渊明传记当中被省略掉的内容，跟增加起来的部分，有着同样的意义。编者未曾引用《命子》跟《与子俨等疏》这两篇之作，也没有引用萧统所提及的那封写给儿子的短信，就是在那短信中，渊明告知他的儿子们要善待新来之仆人。此两处颇为重要的省略，再把渊明将“家务悉委之儿仆”的新内容加在一起，联系起来之后就使得先前传记材料里所提到的慈父形象被降低了。《晋书》陶渊明传记当中同时还把关于陶潜不仕两朝的观点给排除掉了，陶渊明身为晋室忠臣的角色形象没有再度出现。最后的一处省略在于，《晋书》里不存在任何文字提到渊明的妻子。由前面的那些分析能够知道，会有对儒家人伦关系（君臣、夫妇、父子）的故意排除，所以《晋书》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更不关注世事、更有个性且不受拘束的隐士形象。

三、“完美隐士”的制造

陶渊明那种高居于普通社会关系之上的形象，在这四篇传记之中，均获得了程度各异的发展，这是因为传记作者对陶渊明的生活进行重新讲述，还对其生平事迹这般这样的材料做选择性加工所呈现的结果。

打个比方说，关于陶渊明跟王弘之相交有着两码事儿不同的版本。基于沈约所讲的，王弘巴望着结识渊明然而却没能达成，所以，王弘又经由渊明的友人庞通之，在栗里村周边的一处凉亭布置就绪了酒食去等着渊明，“潜患有脚疾，差遣一门生与二儿抬着篮舆，抵达之后，满心欢喜地一同饮酒作乐，不一会儿王弘赶到，也并未有抵触”53。这件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出现，时间要早于沈约，沈约显然也是看过这个版本的，其中展示给我们的是不同叙述，提到“《宋书》说，陶潜解印后，有脚疾，打发一名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篮舆去见王弘，抵达后，欣然跟王弘一起饮酒”54，对比这两处记载能够发现，沈约针对该故事的叙述改动之处比较显著，沈约的叙述被萧统和李延寿沿用，在他们笔下，把陶渊明描述成为一个超凡脱俗、不拘常节的隐士。

沈约版本里，陶渊明被高官拜访，会面时能自由表露喜怒之情；更早版本中，拜访陶渊明的不是王弘，而是陶渊明去拜见王弘，他与王弘互动更显常理与合乎人情，前述四篇传记体现渊明性格的崇高气氛在早期版本未出现。在沈约所著《宋书》里，陶潜事迹材料的来源，或许出自檀道鸾所写的《续晋阳秋》，于该《续晋阳秋》那儿，檀道鸾叙述出来王弘是怎么样去拜访陶渊明的情况，并且留意到陶渊明脚上不存在鞋子，于是就让侍者为渊明量脚进而做鞋。檀道鸾说到的有关王弘拜访陶渊明的故事，跟孙严、徐爰各自所著《宋书》中陶渊明拜见王弘的故事是一同在世间流传的，而臧荣绪（415—488）所著的《晋书》有可能是各个版本陶潜逸事的最初源头。然而，沈约与萧统以及李延寿他们选中了接纳前者却唯独撇下了后者，这呈现出史学家们，于早期时在陶渊明形象构建进程里其中一类充满活力作用，由唐代来编纂《晋书》的人，是在沈约所著《宋书》的基础之上而对往事作更深重塑的则为王弘与陶潜互动经历。而是以另一奇闻趣事开启的，在这则趣闻里，王弘是亲自到访渊明的住所去进行访见活动的，却被毫不留情地挡在了门外，如此这般，就更加突出地彰显出渊明那超凡脱俗的高尚品格以及决然与世俗相脱离的态度。

对于早期陶潜传记材料文字做增删，还对其他材料来源予以选择，这展示出编纂者对陶潜生活予以重构的这一面。传记里陶渊明复合形象的差异性更具意义，原因在于读者对陶潜的印象，常常是由自身所依据的文本决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例便是唐代《晋书》陶潜传带来的特别影响。尽管在本文所提到的四篇传记中，盛唐和中唐作家们所使用的逸事较为常见，然而在诗人们自己的诗歌中对陶潜的绘制，和《晋书》里的绘制极其相像。唐代的诗人们，热衷于选用田园牧歌风格的术语，去展现陶渊明的隐居状态，常常把关注点集中在陶潜饮酒以及弹琴所带来的，那份双重的愉悦上，而弹琴这一行为，有时候也会被读书和作诗给替换掉，从整体方面来看，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处于柳树与菊花环绕之下的，超然而又独特的姿态。

有几点解释是有必要针对人们对《晋书》陶潜传的偏好做出的：其一，唐代文人不难发觉，《晋书》对陶潜隐逸行径的着重描述，给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饶有趣味且丰富多彩的诗歌素材；其二，《晋书》陶潜传是那四篇传记材料里最具文学性的一篇，在叙事流程、结论以及富有想象性的语言方面予以了更多的留意；其三，新《晋书》是唐太宗下令编修的，他对现存的那些由十八家私人撰写的晋史表达了不满，不论其是以编年形式还是复合形式创作的。在一项诏令里头，太宗指责以前私人史学家存在的欠缺，“虽说存有记注，然而其才能并非优秀史官之才，记录之事有负实录”58。太宗亲自给《晋书》里的《宣帝纪》写了史论，给《武帝纪》写了史论，给《陆机传》写了史论，给《王羲之传》写了史论，进而赋予了新《晋书》“御撰”的合法地位。封建帝王亲自投入创作体现出的权威性，或许会给文人带来数量颇为可观的阅读与研究兴趣。因此，尽管十八家晋史的某些版本依旧进入了宋代，然而按照史学批评家刘知几的说法，即“自是（按，此乃指648年《晋书》完成之际）言晋史者，皆舍弃其旧本，竞相依从新撰者焉”59。由此能够知道，大多数晚唐文人所见到的晋史版本，应当就是648年版的新《晋书》。

讲述陶渊明生平的官修史书，像《宋书》以及《晋书》等等，被后世史学家刘知几、生活于887至946年的刘昫指斥存在歪曲和过度夸大的情况。在这四篇传记里有个较为统一的现象，那就是均表现出了编者对于史实材料本身进行选择的意愿。比如说，这四篇传记都没援引颜延之的《陶徵士诔》，这可是有关陶渊明生活以及人格方面极为可信的二手资料，然而要是他们引用了，传记中关乎陶潜事迹的描述矛盾就会变得相对明显不已。诔文给出了颜延之跟陶渊明二人之间的交谈，交谈自身含有有价值的讯息，像揭示出二人置于互相理解根基之上的一种情谊，未提及陶渊明的喝酒，陶渊明不但会弹琴（很有可能是有弦的），且展现出音乐方面的涵养，就如同他在自己的诸多作品里所讲到的那般。另外，颜延之还夸赞了陶潜的品德，像诚实、简素、贞洁与纯粹，这致使渊明显得庄重而缺少热忱，“弱不好弄，长实素心”61。不过呢，这般的文字，并不会在那四篇里寻得位置。这四篇传记所塑造的，乃是一个称得上近乎完美的隐士形象。这个形象，他，有着坚定的内在特质，又具备脱俗，此外还持有原则。对于那些世俗的繁杂事宜以及礼节而言，他所展现出的并非在意留心，而乃是不屑一顾、漠不关心冷漠样子。

四、结论

我们持有这样的看法，即借助对陶渊明传记作出的一种批判性剖析，依旧是能够收获诸多具备价值的发觉的。虽说史书编纂人员是因他们自身编纂目的所需，于这些早期传记当中已然针对原始材料开展了饶有趣味的挑选加工操作，可这些传记里所给出的信息依旧会持续被学者加以运用，此类材料是针对陶潜生活的唯一早期全面描述（当然了，这得去除颜延之的诔文）。然而，这些传记材料里的加工改造迹象，却再也不能被学界给忽视掉了，自这些史传文本被当作一种可信的历史档案资料后，就很少留意到其中的叙述差别和随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发展变动了。

近来，仍有一些学者，将这四篇传记，想当然地当作史实去看待，而非视为影响了后来陶渊明阅读的叙事文本。它们作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组文本，为后来的讨论设置了术语，又提供了理解某些陶诗的语境与作者意图，还为后代读者塑造了对陶潜的想象范型。而后代读者，不加怀疑地拿传记里的故事作为理解陶诗的注脚，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实录”。依诠释学的视角而言，诠释需构建于传记材料的稳定性根基之上，然而接踵而至的状况是，诠释自身演化成了史学叙事跟文本阐释之间的封闭性循环。宇文所安往昔曾表明：

我们在别的史学叙事之上来构建属于我们自身的史学叙事，对于阐释而言，我们借助构建这般的叙事去契合特定文学文本的要求，凭借史学叙事所带来的历史语境来阐释具体的文学文本……我们从来都未曾见过一个文学文本于历史当中的真实基础，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对这个真实基础在形式方面的模仿，处于另一个文本里的文学文本框架暂且充当了它的历史基础，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叙述”。62。

所以，这四篇传记材料所具作用得从两方面去看待，其一，当作档案资料，它呈现了陶潜离世后首个世纪里人们对渊明的见解，其二，作为源材料，后代读者靠它来构筑自身对陶渊明其人以及其作品的解读。每有一篇传记，其作者会创作一幅渊明形象拼贴画吧，是靠择选还有编辑特定之逸事与文本达成的，虽然后续的阅读者能自史传材料以及文学作品里挑选片段构筑属于自身的陶渊明拼贴图，可是于获取陶潜相关数据以形成他们独有的语言、分类以及评价之时，依然还会离不开史传资料，于陶潜接受的历程里，不存在别的文本有这般清晰确切的效用。

把这些早期传记当作一个整体去看待，它是后代读者接受的基础之一，其中叙述的差异表明，就算是在不到两百年的这段时间里面，陶渊明的历史形象绝非恒定不变。要是把这些史传视为一根柱子，那这根看似坚固的柱子并非由一整块石料打造而成，而是由多块石料长时间拼接构成，每块石料会因其独特形状揭示出它们自源头而来的演进轨迹。

注释

对陶渊明的名与字，存有某些不一的看法，这个看法存在于早期的四篇传记里，那四篇传记里没对陶渊明的名和字做明确区分，朱自清统计出有十几种不同说法，依据朱自清的看法，历史上陶渊明的名与字没能被准确查明并恰切转述，原因是陶渊明家族后来衰落，且他的作品在其所处时代未引起人们重视，可参看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1981年时，记录在第457页至458页。

今日所能看到的，有关他人对陶渊明生活进行叙述的，最早的呢，是他的朋友颜延之（384—456）所撰的《陶徵士诔》，下面我们是还要谈论到这篇文章的。虽说这篇诔文因《文选》的收录从而比较容易获取，可是跟上述四篇传记材料相比较而言，后代读者引用的数量是较少的。

3本文章并没有于早期史传里去论述《莲社高贤传》中关涉陶渊明的传记篇什。并非是缘由于《莲社高贤传》的作者不能确知，而是由于《莲社高贤传》的创作时间是稍微靠后的。跟传统那种觉得此类传记是在南朝产生的看法不一样，汤用彤觉得是在中唐之后的某一个时段出世诞生的，毕竟其中慧远跟十八贤士构建白莲社这一故事单单只是于中唐之后才得以形成的。见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年份是1997年，起止页码为第256页至261页。

齐益寿所著的《论史传中的陶渊明事迹及形象》，被刊载于《郑因百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该文集位于台北：商务印书馆处，时间是1985年，具体页码为第109页至159页。

王国璎所著《史传中的陶渊明》，刊载于《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第12期，页码范围是第193页至228页。王国璎借助对比《宋书》“隐逸传”里陶渊明叙述跟其他隐士叙述异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宋书》作者是为了让陶渊明叙述与“隐逸传”其余隐士叙述主题达成一致，才对陶渊明形象进行了重塑，进而去适应一种人物类型。除此之外，她还表明史传作者针对陶渊明隐士模范人格的构建，乃是史书作者宏大道德教化目的的其中一部分。

查看有关中世纪隐逸现象的研究可参阅：Alan的 《中国的 与 》： 出版社2000年出版；Bauer的《 英雄： 与理想在 及 中的体现》，载于 与 ，由Munro编辑，安阿伯： 出版社，1985年，第157至97页；王瑶所著《论希企隐逸之风》，收录于《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88页起至210页；王文进的《士隐与中国文学——六朝篇》，成书于1999年。

我不太理解你提供的这个句子确切含义，你可以检查一下内容是否准确完整后重新告知我，以便我能按照需求准确改写。

8可参考《后汉书·隐逸传》卷八三，为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在第2755页至2757页范围；《南史》卷七五于中华书局1975年产量出版上市，信息含第1855页至1856页；及还有《宋书·隐逸传》当中提及的“史论”部分，此部分为中华书局1974年发行图书其中卷九三的所载，在第2297页。

参考阅读，关于，第17页至63页，第207页至209页；牟复礼，在元代，第203页至209页；张立伟所著《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第1页至75页。

10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201页。

其中，具体来说，可以以日本学者石川忠久所讲 的“（隐逸）会稽派”作为代表，像谢安（320—385），许询（？—358）以及支遁（314—366），他们在人生中的部分时段或者整个阶段开展过隐逸实践。会稽派成员经常汇聚一处进行清谈，去享受艺术带来的乐趣，或者一同登山远足；最为有名的一次集会是公元353年的兰亭集会。参阅，,of,p143。

12，《洞穴中的人们》里的人，第236页至237页。

13 , of ,p14.

你提供的内容包含较多不明确和难以理解的部分，不太能准确按照要求进行改写，请你检查并补充完整准确清晰的内容，以便我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15陈兰村所著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其第77页讲述相关内容。李祥年所著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其第84页阐述相关事迹。

16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16页—220页。

王国璎留意察觉到，《宋书·陶渊明传》里的性格描绘刻画，跟“隐逸传”内其他隐士的特性特点存有相似之处，比如多次反复辞官，挣脱摆脱凡俗，不在意计较名利以及具备拥有独立气节这样的情况。想要查看的话可瞧见王国璎所著的《史传中的陶渊明》。为了达成完成这份有着具有共同特征的单子列表，其中某个人的传记或许有可能会被增添加入一些共性相同之处，比方说热爱喜爱自然，喜好喜爱艺术像例如音乐、书法等等之类的，以及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18 Bauer,The Hero,p168.

“三径”典故所指的那种退隐生活，源于蒋诩的故事，当时处于王莽当政之际，蒋诩从官场退了出来，退隐后其寓所仅与两位同好交往，也就是羊仲和求仲，这两人常陪伴蒋诩在那条通向他茅舍前的三条小径上漫步。参见A.R.Davis,T'ao Yuan-ming:His Works and Their.：Press,1983,p155,178。

将20按，一顷等于一百亩，在六朝的时期，那么一顷大约就相当于12.5英亩！

21《宋书》卷九三，第2286页—2290页。

22《宋书》卷九三，第2288页。

23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第185页。

24沈约对于陶渊明忠晋的那种阐释，也许有的部分是受到了颜延之的《陶徵士诔》的影响。虽说《陶徵士诔》是写于刘宋的时候嘀，然而却依旧是把陶渊明归到晋徵士的范畴之内哕。这就表示也许颜延之是相信渊明在公元405年之后拒绝出来做官嗒（就在这一年刘裕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在十五年之后正式取代晋自立称帝滴），那是对新政权的一种抵制。查看颜延之的《陶徵士诔》，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下面简称为《全文》）卷三八，中华书局出版的，1958年版的，第2646页b面那儿。

25《宋书》卷九三，第2288页—2289页。

26《宋书》卷九三，第2275页—2276页。

27《宋书》卷九三，第2297页。

关于纪年为甲子的二十八之相关讨论，可参考朱自清所著《陶渊明年谱中的问题》这一篇文章，此文章刊载于《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之中，具体在该书的第四百六十页至第四百六十五页；另外，还有Wendy所著的《Tao ’s in the 》，这是一篇博士论文，发表于2003年，由Los 授予学位，该论文的相关内容在第七十九页至第八十二页。

29 逯钦立，其所著《陶渊明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于 1979 年，具体位于第 187 页。

30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04页。

31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21页—226页。

32，南朝时期的颜延之，其所作的《陶徵士诔》，被刊载于《全文》卷三八，在第2646页b面。

存在这样一个人，33周时，续之与刘遗民、陶渊明一同被称作“浔阳三隐”，他的传记能在《宋书》的卷九三当中找到，位置是第2280页至2281页内容处。

34，南朝时期的萧统所著的《陶渊明传》，被收录于《全文》卷二〇之中，其所在页面为第3068页b面至3069页a面。

1999年的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集校笺》那本书，在第90页，这里面是35龚斌做的工作了。

36见皇甫谧《高士传》，《四部备要》本。

三十五（南朝那时期），萧统所著的《陶渊明集序》，被刊载于《全文》的第二卷，在第三千零六十七页的a面处。

第172页到180页，38王瑶所著的《中古文学史论》；199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袁行霈所著的《陶渊明研究》中的第113页到114页。

《陶渊明集序》，由南朝的萧统所著，其被刊载于《全文》卷二之中，具体位置为第3067页a面。

40这个数字对应的南朝时期的萧统所著的《陶渊明传》，被刊载在了《全文》这一文献的卷二部分的第3069页，而且是a面。

4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第441页。

“老莱子妻”的故事，能在刘向所著的《列女传》里看到，是《四部备要》本的哦，所属卷数为卷二，从9页b面到10页a面。《四部备要》本的《列女传》卷二，7页b面至8页a面对应的是“黔娄妻”的故事。渊明那篇《五柳先生传》中有所提及，其中有“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样的话语。在《咏贫士七首》其四里面，同样运用到了黔娄妻的故事。渊明那些提到老莱子妻与黔娄妻故事的作品，都表明她们和隐士丈夫有着志同道合的关系，就像这样哦。

43萧统所编的《文选》里选入的陶渊明之作如下，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还有《挽歌诗三首》当中的其三，《饮酒二十首》里的其五以及其七，《咏贫士七首》里的其一，《读山海经十三首》里的其一，〈拟古九首》里的其七，还有《归去来兮辞》。

那“三良”，指唤的乃是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也就是奄息、仲行以及针虎，在秦穆公离世之时遭殉葬掉了，这三人可是颇受后人敬重的，《诗经·黄鸟》所歌咏的便是此三人。

据13世纪晚期李公焕编著的《陶渊明集》显示，萧统在其所著的《陶渊明传》里引用了《五柳先生传》 的内容，然而，为何唯独引用这一篇，却把沈约曾引用过的另外三篇忽略掉了呢，其中缘由并不明晰。笔者觉得，萧统所编的《陶渊明集》已然收录有沈约所引用的那四篇作品，所以他觉得在《陶渊明传》里面没必要再重新通篇引用这四篇。他单单引用《五柳先生传》，是因为他和沈约持有同样的看法，就认为这篇具有自传性质的文字，是陶渊明本人“真实”生活经历的体现。笔者正在为这般观点寻觅赞同，可是一种相反的意见表明，萧统如此这般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在同一卷当中出现重复；并且，《与子俨等疏》这一作品也是能够在传记里头被排除掉的，原因在于其中含有同在萧统的描述不相契合的内容，也就是“室无莱妇”与“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的叙述存在着矛盾之处。要是这种相反的意见是可靠的，那么另外两篇作品被删掉的缘由就更加难以说清楚了。若所谓能说得上，《命子》诗遭删是因其所展现的家族谱系以及子孙后代之相关思想，此与渊明身为一个纯粹的隐士样子不相契合（唯独孤立、超然且带有某种神秘特性的隐士样子反倒跟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的自我描绘有着较多的相像之处），然而，假设萧统的想法是希冀在其笔下构筑一个纯粹隐逸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