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生平及早期创作经历

译本序：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生平及早期创作经历

译本序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一位印度的杰出诗人、小说创作者、美术家以及社会推动者。他于1861年5月7日诞生在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市，该城市在当时是英属印度的政治经济要地。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尔格纳特，因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慷慨的慈善行为而知名，被称作商业时期的王子。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精通吠陀和奥义书，过着朴素而圣洁的生活，在民众中享有智者之名。

大仙共育有十四个后代，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最年幼的那个孩子。这个幼子八岁那年创作了首部诗作，后来常常在某个本册里记录些韵律，总要向家中长辈们念诵，如同初生带角的母鹿，四处用头去顶撞。大仙偏爱在喜马拉雅山脉间徜徉。罗宾十一岁的时候，大仙带他外出游玩了一次，在白天，他们穿越了巍峨的山脉和茂密的森林，孩子总是担心会错过那些美丽的景色，到了晚上，儿子为父亲演唱了喜欢的赞美神明的歌曲，而父亲则向儿子讲述了关于天体的知识，罗宾十四岁的时候，他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刊登了自己的第一首叙事长诗《野花》，这首诗有十六百行之多，故事背景设定在喜马拉雅山脉。

一八七八年，罗宾前往英国研习法律，却感到意兴阑珊，于是转而进入伦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同时涉猎西方音乐。一八八年，遵循父亲的旨意，他在求学中途选择归家。他对国内外学校的教育方式均不太满意，认为从中获益有限。他的家族深受印度哲学思想的滋养，沉浸在印度文学与艺术的氛围之中，同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罗宾正是在这样家庭氛围的感染下，通过自主学习取得了成就。一八九一年，遵照父亲安排，前往乡下照看家族田地，时常驾船闲游，与租户有所往来，由此萌生了变革乡村、均衡财富分配的念头。基于这个想法，一九一一年在圣谛尼克坦设立了一所教育机构，到一九二一年这所机构已扩展为国际大学。进入二十世纪，投身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众活动，用诗作批判帝国主义分子。他既不赞成动用武力，也不肯接受让步方案；当自己与大众行动越来越不协调时，便选择隐居了。一九一三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奖。一九一五年与甘地相识。一九一九年阿姆利则事件爆发，泰戈尔决意撤销英国授予的爵位荣誉，此后转而直面现实，关注印度的前途以及全球要事。他多次远行，游历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丁美洲、西欧和苏联，他盛赞社会主义的苏联，严厉斥责法西斯势力的横行。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创作了《文明的危机》一书，猛烈抨击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压迫，坚信祖国终将赢得民族解放。就在这一年八月七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与世长辞。

泰戈尔才能出众，毕生著有五十余卷诗集，完成十二部中长篇小说，撰写一百五十余篇短篇小说，创作二十多个剧本，绘制一千五百多幅画作，还创作了许多歌曲及文学哲学政治类文章。纵观其一生，他首先是一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主要表彰其诗歌成就，尤其是《吉檀迦利》这部作品。

泰戈尔本人曾坦言：他自认并非仅是一位纯粹的诗人，这一点显而易见。在他那里，诗人已不再是单一形态，反而兼具了布道者的特质。他构建了一套人生观念，这套观念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色彩，因此既能抒发歌咏，亦可进行教诲。他的观念如同天边的云彩，时而化作及时甘霖，时而又化作绚烂的彩霞，为高远的天空增添华彩。这段夫子自述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门，理解泰戈尔的诗作，领悟诗里蕴含的道理，多少需要明白一些泰戈尔关于哲学的理念和世界认知。

季羡林先生在其学术作品中阐明：虽然泰戈尔同样承袭了西方哲学流派的部分理念，但他的核心思想，依旧源自印度古老文化，从《梨俱吠陀》延至奥义书及吠檀多，这些典籍都贯穿着类似泛神论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世间万物，皆发源于同一根源，这个本源被称作梵。梵即是宇宙万物的融合体，代表着世界的根本属性。人与梵之间也存在着统一关系。自我是梵的一种显现，梵则是至高无上的自我。人的本质与自然本质并无不同，二者皆为世界本源梵的一部分，彼此依存，紧密相连。泰戈尔将神或梵视为无限的一方，将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体灵魂视为有限的一方。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关联，是他哲学思考的核心，也是他诗作中反复探讨的主题。泰戈尔与印度传统哲学存在差异：他更关注人的价值，强调人类既依赖神明，神明也需借助人类，甚至提出神明唯有通过人类才能显现。

季羡林先生还谈到：既然自我与万物交融，人与自然共生，那么彼此间的联系，也就是整个宇宙的关系，必然是融洽与平衡的。融洽与平衡可以说是泰戈尔理念的中心。泰戈尔主张彻底的自由源自于关系的彻底融洽。泰戈尔基于这种哲学视角，倡导爱的传播，认为真正提升文明实力，使其持续发展的动力是合作与关爱，是相互信任与相互帮助。然而泰戈尔并不否认对立的存在，他的观念中蕴含着若干辩证思想的成分，他确认自然界、社会环境以及人类思维都在不断演变。既要追求融洽，又要保持永不停歇的变动，又必须存在某些对立（泰戈尔所指的对立），那么最终只会形成一种状态，用泰戈尔的表述来说，便是节奏感，他有时也将比例的均等与节奏感相提并论。空泛地论述融洽，缺少起伏，缺少长短差异，自然不存在节奏感。只有起伏，缺少融洽，也谈不上节奏感。必须同时具备这些要素，节奏感才会出现。泰戈尔认为节奏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根本性的法则，堪称揭示世界奥秘的钥匙。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泰戈尔的思想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期，是他思想形成的第一阶段。那个阶段泰戈尔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诗人，他的思想清晰，情感充沛，通过诗歌和小说激励民众争取民族解放，批判印度社会中存在的种姓隔离、宗教歧视、封建习俗以及各种落后观念。他之后，由于观念不合而脱离了民众运动，转而进行个人思想的梳理和洗涤，这便是泰戈尔思想历程的中间阶段。那个时期，泰戈尔深陷于孤独、煎熬、烦闷、纠结的境地，他的思绪错综复杂，民族情怀、信仰意识、博爱精神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三条主线，这三条主线谱写了中期的篇章。从一九一九年直到一九四一年诗人离世，是他思想发展的尾期，重新投身于全球视野和抗争之中。那个时期，他游历了众多国家，积极声援受压迫的人民和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愈发清晰鲜明，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俄国的革命中发现了人类未来的曙光……

普遍认为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历程与其思想演变过程相辅相成，所以他的诗作也相应地被划分为不同阶段，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众多研究学者指出：早期是他文学生涯中作品产出最为丰硕的时段，那个时期他才华横溢，思维活跃敏捷，感官体验极为丰富，创作了许多兼具深刻内涵与艺术魅力的优秀诗篇，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泰戈尔在后期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其作品表现出更强的抗争精神，因此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可。中期的诗作内容较为深奥，部分作品甚至难以理解，所以评论界对此看法不一，有人提出批评意见。我同意周尔琨先生的看法：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泰戈尔通过总结人生阅历来净化思想，为继续奋斗做准备；作为虔诚的爱的信徒，他热爱人类，敬仰神明，向往精神与宇宙的统一。他内心深处，隐藏着汹涌澎湃的波涛，那是对现实世界无法平息的渴望。他的爱国情怀与民主信念，深深融入其泛神论信仰之中，成为他中期理念的坚实根基。这些思想，最终促使他后期实现了思想的重大突破。周尔琨：《论泰戈尔中期思想》，见于《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泰戈尔在转变阶段的思想及其演变过程，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针对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也不能草率对待，同样需要认真考察和体会。

泰戈尔在英国求学归来后创作了大量感伤诗作，其中一八八二年结集为《暮歌》出版，这部作品彰显了作者的文学才能与独特风格，不过略显稚嫩，仿佛尚未经历世事便刻意营造忧愁氛围。《晨歌》（1883年）的意境截然不同，充满了年轻时的蓬勃朝气与愉悦心境。《画与歌》（1884年）则标志着诗人开始摆脱个人情感的局限，作品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画面感。诗人的自述显示，他早期的诗作以想象为主，现实为辅。《刚与柔》（1886年）的内容变得丰富多样，象征他开始关注人生，关注真实的生活，这表明他已经完成了诗歌创作的预备阶段。

《思绪集》是泰戈尔在1890年出版的首部成熟诗作集。其中诗作内容主要包含五个方面：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展现自然风光的篇章，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探讨宗教与神秘观念的 ，以及通过自然景象、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来揭示人生道理的诗歌。这五大主题构成了泰戈尔后续创作的核心框架，只是在不同阶段创作时的侧重各有不同。这首诗集展现了显著的进步，标志着泰戈尔的创作风格已具备独特性。作品思想的深度，抒情的雅致，以及其内在的吸引力，令苛刻的评论者也不得不赞叹，并视之为他艺术成熟的显著象征。泰戈尔的民主观念与人道情怀，是在九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体验中逐渐孕育的，这种思想在诗歌创作上得到了充分展现，接连多年都有佳作问世，包括《金舟集》（1894年）、《缤纷集》（1895年）、《收获集》（1896年）、《碎玉集》（1899年）、《梦幻集》（1899年）、《刹那集》（1900年）、《故事诗集》（1900年）。从《思绪集》到后续的七个诗集里，其中《碎玉集》属于格言诗类别，《故事诗集》是叙事诗体裁，其它六部诗集都是抒发感情的优秀诗歌作品。依照别林斯基的论述，青年岁月是抒发诗意的黄金时段，彼时泰戈尔正值创作鼎盛，他融合了印度古典文学与中世纪孟加拉民谣诗人的优秀风格，革故鼎新，创作出兼具民族风格与个人印记的诗歌作品，这些诗篇常用别致比喻，营造深邃意境，展现奇异魅力，引人深思。据了解泰戈尔早期的诗作韵律感强，音节搭配匀称，结构规范，但我不会孟加拉语，所以无法通过英文译本体会其原作的韵律和节奏之美。很高兴诗人推出《吉檀迦利》英文版后，又重新将早期作品翻译成英文，并陆续整理成册，包括《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游思集》等系列。刘建先生在其著作《泰戈尔前期诗作探讨》中提及：英文诗集同孟加拉文原作的联系，以《园丁集》作为参照。《园丁集》多数篇章源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四部孟加拉文诗集，包括《刹那集》、《梦幻集》、《金舟集》以及《缤纷集》。至于《飞鸟集》，少数篇章系诗人一九一六年赴日期间创作的英文即兴作品，其余则选自《碎玉集》。《游思集》的状况大致相仿。可以参考刘建撰写的《泰戈尔早期诗作探讨》，该文收录在《印度文学研究》的第一期中。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中的早期诗作，大多源自先前各英译版本，以《园丁集》中关于人生和爱情的抒情诗为主，同时收录了《飞鸟集》这类富含哲理的小诗，并且特意从《采果集》挑选了一些叙事诗，也就是故事诗，通过这些片段来展现泰戈尔前期诗歌的整体风貌。

《吉檀迦利》属于泰戈尔中段诗风的代表作。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其撰写的《泰戈尔传》中提及：罗宾德拉纳特以阳光普照的王子之姿开启人生，却在本世纪的前十年间承受了诸多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煎熬，经历了分别与轻慢，抗争与挫败。所有这些最终都凝聚并升华于若干抒情诗篇之中，这些诗篇在1991年从其既压抑又完美的内心世界奔涌而出，同年收录在名为《吉檀迦利》的诗歌集中正式面世。他后来从这157首诗作中挑选出51首编入英译版《吉檀迦利》，由此享誉全球。详情参见倪培耕所著《泰戈尔传》中译本第254页。这个译本出自泰戈尔亲自将作品逐首译成英文之手，据他本人所述：往昔，某种情愫的微风曾触动心田的愉悦，而今却因不同语言的桥梁，带着莫名的焦灼重新感受这份情绪。此言引自泰戈尔写给甥女英迪拉黛维的书信。由此可知，泰戈尔的翻译实为一种情感的重生与艺术再造。部分学者指出英文译本存在压缩或删减现象，导致内容散乱，丧失了孟加拉文原作的韵味；这种观点确有几分根据，却略显极端。毕竟诗人最清楚自己的诗作，他翻译时注重神韵传达，通过重新感受与构建，再现了原作的思想情感，而非机械地模仿形式。诗人亲自翻译的《吉檀迦利》，经由罗森斯坦之手，辗转送到了叶芝手中。叶芝初次看到这首诗集便深深着迷。他认为这些抒情诗，在思想上呈现了一个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境界。这是一部极具艺术水准的作品，却宛如从平凡的土地里自然生长，如同青草或灯心草般朴实无华。叶芝仅对译文做了少许修改。在一九一二年十月伦敦印度学会首次出版《吉檀迦利》时，叶芝还特意为诗集撰写了序言，即便初版印刷量仅达七百五十册。E庞德这位著名诗人七月时在叶芝家中出席了诗人和作家的聚会，聆听了叶芝朗诵的泰戈尔抒情诗，感受到叶芝因一位伟大诗人，一位远胜于我们任何人的伟大诗人的降临而无比激动。庞德事后评价说，那种幽深宁静的意境令人震撼。我们猛然间找到了自己的新古典主义。仿佛在文艺复兴那个年代，欧洲呈现出一种安宁的氛围，它让我觉得，一种静谧的情愫，渐渐融入了我们机器的喧嚣之中。我在这些诗作中察觉到一种极为常见的情绪，让人联想到我们西方生活中的诸多烦扰，在都市的嘈杂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所发出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纷扰之中，那些诸多被我们常常忽略的东西……倘若这些诗作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我不认为它们有不足之处，就是它们有远离普通大众的倾向，它们确实过于夸张了。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奖项。获奖消息公布前，瑞典学院内部曾引发激烈讨论。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极力举荐这部诗集，他表示自己阅读后深受触动。二十余年来，他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抒情佳作，从中获得了难以言喻的愉悦体验，宛如畅饮甘冽清泉般畅快淋漓。他的思想情感展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纯粹的爱，心灵纯净，风格优雅，充满自然气息，这些特质完美融合，彰显出一种完整而深刻的罕见精神魅力。他的创作中没有冲突和刻薄，也找不到虚伪、傲慢或卑微。只要诗人具备这些品质，就理应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那位泰戈尔诗人。海登斯塔姆于1916年同样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该信息源自《泰戈尔传记》。泰戈尔获奖之际，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年仅十五岁，这位后来在1955年也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坛巨匠，曾追忆起当年泰戈尔的影响力：那奇妙、精妙且遥远的声响，迅速渗透进我年少心灵的深处。自那时起，我始终在内心深处感受着它的存在。以西方读者为参照，在我们国度中，《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韵味，激起了前所未闻的雅致效应，宛如奇花绽放。受其深远影响，众多诗人尝试以散文诗形式进行文学探索。拉克斯奈斯的观点引自倪培耕翻译的《泰戈尔传》。虽然我国地处东方，但最初引进泰戈尔诗作时的情形，却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颇为相似。

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收录了较多出自《吉檀迦利》的诗作，因为这部诗集是泰戈尔中期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地位很高，所以选译时给予了突出的分量。石真先生通晓孟加拉文，经其考察可知，《情人的礼物》与《渡》这两个英文译本，主要源自《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以及《刹那集》，这些作品均属中期创作，因此我从这两个英文译本中，也挑选性地翻译了部分内容。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开篇处谈到，这部诗集的灵感源自于他访问中国和日本的经历，因为人们总是恳请他用亲笔为扇面和绢帛题写心得感悟。他于一九一六年五月抵达日本，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并在日记中描述道，那些人的内心如同静谧的溪水一般不起波澜，又似平静的湖面一般不起涟漪。他接触到的许多诗歌作品，更像是引人入胜的画卷，而非动听的旋律。他另以青蛙跃入古池塘的短诗作为示范。这类微型作品显然承袭了日本俳句的韵味；尽管部分人视其文学分量不足，但我个人却颇为欣赏，因此也挑选了部分译介过来。《鸿鹄集》源自奥罗宾多博斯对泰戈尔作品的英译版本，经由重新翻译形成，收录的诗歌数量相对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奥罗宾多博斯采用逐字逐句的方式从孟加拉文翻译，不同于泰戈尔本人翻译时进行的自由再创作，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提炼或删减。《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部分诗作源自《鸿鹄集》，我均未收录，倘若认为某些作品值得翻译，可从博斯的英文版本中转译，以便读者借此略窥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创作的诗歌原貌。《情人的礼物》开篇描绘泰姬陵，篇幅不大，手法也相对朴素，而今选译的是《鸿鹄集》中的第七首，字数多出许多，尤其接近尾声的那十多行文字，迷离费解到了极点。这背后有另一个原因，关乎思想层面的考量。据博斯透露，泰戈尔创作《鸿鹄集》的大部分诗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段岁月里完成的。泰戈尔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表明：创作《鸿鹄集》期间涌动的情绪至今留存于心间。这些感受犹如鸿鹄展翅般涌现，仿佛从诗人胸中腾飞往未知的境界，带着难以言喻的、急切的、躁动的情绪。……它们的翅膀打破了深夜的沉寂，而且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无数声响那才是真正的内涵……所以我把这本诗集定名为《鸿鹄集》……或许存在一条无形的内在纽带将篇章串联起来。……我心中逐渐清晰的想法，也并非仅限于那些关于战斗的念头。……在战火中，传来一种号召，让我去参与一个普天之下兄弟情谊的庆典……我察觉到人性已经站在了抉择点上，在身后是过往，黑夜即将走到尽头，而穿越死亡与痛苦，一个崭新世纪的鲜红曙光正在升起。所以，因为某个不太清楚的原因，我内心非常激动，泰戈尔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他开始逐渐接近罗曼罗兰，当年罗曼罗兰曾大力倡导超越战争的理念，宣扬兄弟般的情谊以及国际团结，泰戈尔本人也明确表示，这种情感在他心中的最初成长，已经体现在《鸿鹄集》这部作品中。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沿着那条似乎在召唤我的道路蹒跚前行；正是在这种心绪的驱使下，虽然当时并未察觉，这些诗歌便应运而生了。这些诗篇犹如众多路标，指示着我将要探索的旅程方向。起初那不过是瞬间的感动，诗中的抒发也含糊不清，如今却转化为一项明确的心见，凭借这信念我终于抵达了清晰的目的地。泰戈尔用他本人的话语解释了为何要从《鸿鹄集》中挑选更多篇章，同时也能帮我们更好地领悟和欣赏这些诗作。

通常认为，在第三时期，泰戈尔重新活跃于政治领域，他的诗作在主题和风格上均发生了转变，显著特征是情绪激昂，饱含国家主义和博爱精神，同时体现出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及法西斯势力的批判态度。季羡林先生指出，泰戈尔的诗歌作品，既展现出超然物外的境界，也包含着刚猛果决的气势。早期作品数量较多，中期作品相对较少，而晚期作品则以后者居多。诗人离世后，他生前的友人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人编选了一部收录了总计一百三十首诗作的《诗集》，编选的用意，似乎着重于展现泰戈尔刚烈不屈、激昂慷慨的一面。编辑将泰戈尔的诗作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编录为四部分，具体为：第一部分收录了157首作品（创作年份）；第二部分汇集了5887首作品（创作年份）；第三部分包含了88112首作品（创作年份）；第四部分则收录了若干首作品（创作年份）。这种分段方式明显不同于通常的早、中、晚三期划分方法。详细记录如下，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也大致能够推断出每首诗创作的大致时间。这本《诗集》表明，明朗清朗与威猛刚烈这两种特质，始终贯穿于泰戈尔各个阶段的诗作之中，只是在不同阶段里，其中一种特质会显得更为突出而已。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人编选的《诗集》中，选取了相当一部分政治抒情诗篇，着重翻译了各个不同阶段那些充满刚烈之气的作品，以此弥补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本中翻译的不足之处。《诗集》的(二)、(三)、(四)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泰戈尔晚年的诗作，因此这部分选译的比重相对较大，目的是为了突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风貌。有时候，泰戈尔那种明快流畅的诗歌确实不太容易理解，而另一些作品则显得更加深奥，其中有些地方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我没有勇气去翻译它们，不过那些常被提及的政治题材诗歌，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

泰戈尔晚年游历了很多国家，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时发现了人类新的曙光，他特别赞赏苏联的学校教育方式。他厌倦了漂泊，回到家乡后，常常在新建的简陋房舍中构思文章，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茅庐集》的卷册，里面收录了他在一九三六年创作的许多诗作，并且挑选了部分具有浓厚情感色彩、充满生活韵味的叙事篇章进行翻译，其中一首《琼浆玉液》的作品，展现了诗人在访问苏联之后，内心世界产生的深刻转变和思想上的提升……一九三七年九月，诗人体会了一场严重的疾病，经历了生死考验，最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康复了。他之后一直身体虚弱，始终未能痊愈。四一年五月，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八十寿辰；同年八月七日，这位诗人突然离世了。博斯翻译的《死亡之翼》，都是从《边缘集》、《在病床上》、《康复集》、《最后的诗》这些集子中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诗人在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生病那段时间里创作的作品。我从《死亡之翼》的译本中挑选了部分篇章，目的是展现泰戈尔晚年对于人与宇宙、生与死的思索及其崭新的认识。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与泰戈尔生前是朋友，教授九十高龄时为《死亡之翼》英译本撰写了序言，六个月后教授本人离世，未能亲眼看到该书出版，他追忆《吉檀迦利》、《新月集》等作品当年在西欧诗坛引起的轰动，称泰戈尔为真正的诗人，并且是新风格的诗人，他能让东方和西方的想象力相互沟通，教授的天赋是抒情的。我深有感触，因此翻译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由于我不通孟加拉文，又缺乏足够的资料，在欣赏作品、领会内涵、挑选内容和表达思想等环节，都存在不足，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所以，虽然主观上认为选译的作品是园中瑰宝，但实际上可能遗漏了花园中许多美好的色彩和芬芳，对此我必须向读者表示歉意。幸亏泰戈尔的众多诗集拥有接连不断的完整译本，它们如同接连不断的园林，国内却存在大量独立篇章。比如，我的师长郑振铎先生和冰心先生、通晓孟加拉语的石真先生、我昔日的同僚汤永宽同志，都翻译过大量泰戈尔的诗作，部分作品在我少年时代就塑造了我的审美观念，另一些则给予我诸多启迪和帮助，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

这部抒情诗集子，很多篇章是初次翻译的，早先收录的部分也仔细推敲过或者修正过，最终版本还承蒙译文出版社的前辈们仔细审阅，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吴岩

一九八六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