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仅写诗，还写小说？关于他的论文怎么写

陶渊明不仅写诗，还写小说？关于他的论文怎么写

那中国古时的作家们，其写作情形鲜少有全然单一的，常常是各类文类文体都要去一展自身才能，确实存在着一些人是一专多能甚至达到几项全能的状态。陶渊明，也就是生活在公元365年至427年这个时间段的人，他主要从事诗歌创作，还会涉猎散文、辞赋领域，与此同时又大力去创作小说，他可是一位具备高水平的全科作家。

陶渊明曾对自身作品进行编辑，像其组诗《饮酒》前有一小序说道，“我过着闲适却少欢乐的生活，加上秋夜漫长，偶尔有美酒，每晚都喝，看着自己的影子独自饮尽，很快又醉倒。喝醉之后，就写上几句自得其乐，这样纸张笔墨就多了起来，言辞没有编排顺序，姑且叫老友书写下来，只当作欢笑罢了。” 由此可知，他在整理自身作品时，有助手协助他抄写誊清。

现在没办法知道陶渊明有没有完全完整地编过自己的集子，只晓得较早编辑陶集之人里有一位是名气极大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501～531），而流传到现在的《陶渊明集》的规模格局是由北朝学者阳休之（509～582）确定下来的。阳编的十卷本陶集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那篇《陶集序录》仍然能够流传到现在，从这里能够知道陶集形成的早期过程：

我阅览陶潜的文章，其辞采虽说不上优秀，然而常常有奇特绝妙的语句，那放逸的志向，所栖托之处仍然高远。他的文集先前有两本行于世间，一本八卷没有序文，一本六卷并有序文目录，编排杂乱，还又缺失不少内容。萧统所撰写的八卷，将序文目录传诔合在一起，却缺少《五孝传》以及《四八目》，然而其编录有体例，顺序可以找寻。我很欣赏陶潜的文章，认为这三本不同，恐怕最终会导致遗失。如今抄录萧统所缺之部分，和序文目录等，合成一帙十卷，用以送给喜好此事的君子呀。

能晓得先前已然存有三种陶渊明集，阳休之照着此基础予以综合加工，再度编定了一个十卷本，这个本子将《五孝传》以及《四八目》（又称《集圣贤群辅录》）两部杂著也编入其中，比萧统那边仅收录文学作品的八卷本更为齐全，这般做法很得人心，于是变成了往后各本陶集的祖本。

在印刷术被发明且被广泛动用先前的时候，《陶渊明集》经由了漫长的依靠手抄来进行流传的阶段，在这期间的种种辗转变化如今已经难以详尽知悉；到北宋时期，最终出现了刻本，有一部早期的刻本经过毛氏汲古阁、黄氏士礼居、杨氏海源阁等声名显著的藏书楼的依次收藏，得以流传到现在，现今被珍藏在国家图书馆。这个极为珍贵的汲古阁所藏的宋本《陶渊明集》是现今多种新刊本陶集的根本版本。除此之外还有若干宋元时期刻印的陶集流传到现在，各个版本的文字存在不少相同于不同之处，各自有着其重要的用来校对勘误的价值。当今之时，其中占据极大比例的中古时期作家文集，皆是由明朝之人进行编纂整理而成的，就如同陶集这般，有着宋元时期旧有的版本作为依据，并且留存过程有序可循的，数量极为稀少。

各本在世间通行的《陶渊明集》，皆是依照文体去编排的，这里所呈现的顺序为：诗、赋、文、其他。此办法乍一看上去，好像平淡得毫无奇特之处，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地方，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按照中古时代的那些习惯，一般来讲总是会把赋放置在最前面，之后才是诗、文。就像萧统所编撰的《文选》便是如此这般的顺序，后续的学者为中古时期的作家新编个人别集时，大致也是采用赋、诗、文这样的顺序。

陶渊明所写的辞赋数量极少，仅仅只有三篇，它们分别是《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以及《归去来兮辞》，其中前面两篇还是属于仿古这种类型的作品；陶渊明花费极力气写诗，这是他抵触潮流，或者至少也是与世俗不一样的所在之处。

其中，把《陶渊明集》里诗的部分来看，先是卷一，这里收录有九首四言诗，接着从卷二开始一直到卷四这部分，全部都是由五言诗所构成（要知道中古时期的诗人们在创作诗歌时，向来是以五言作为主要形式的）；直到卷五的时候，才开始是辞赋。再说说陶集后面的五卷内容，分别是这样的情况：有一卷是记传述赞，还有一卷是传赞即《五孝传》，再有一卷是疏祭文，另外两卷是《四八目》也就是一称《集圣贤群辅录》。由于《五孝传》以及《四八目》曾经被乾隆皇帝判定为是伪作，并且这个结论还被写进了《四库全书总目》里面，所以后来有些陶集就不愿意收录这两种内容或者只是将其作为附录存在，如此一来，陶集就只有七卷了哟。当下较为流行的陶渊明诗文集，像逯钦立所编的《陶渊明集》，乃是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版本；龚斌所著的《陶渊明集校笺》，源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的版本；袁行霈所撰的《陶渊明集笺注》，是中华书局2003年发行的版本，这些版本全都是七卷。

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所持有关于《五孝传》《四八目》属于伪作的那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其依据并不充足（可参见顾农所著《陶渊明与〈尚书〉学史问题》，即在《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20日第15版的《国学》板块内容），所以陶集仍然应该保持其十卷本的原来面貌。

存在于《陶渊明集》之中，总计有诗一百二十多首，辞赋以及文十二篇，杂著两种（也就是《五孝传》和《四八目》）。其数量算不上多，然而质量非常高，产生的影响极为巨大。只要是精神方面的产品，关键要看质量，数量的多少并非那么重要。

陶渊明所著之书，除了存有诗文集十卷之外，另外还有一部志怪小说集名为《搜神后记》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为十卷，题作陶潜所撰。而在此之前 ，梁·释慧皎于《高僧传·序》中已然提及“陶渊明《搜神录》” ，看起来此书在南朝直至唐初始终流传 ，只是书名存在不同的提法与记载。

《搜神后记》，往昔曾被视作伪书，其署名陶潜乃是后人假托所致。《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赫然有所指出。

旧本题标明是晋代陶潜所撰写，其中记载了一条桃花源事，完全抄录了本集所刊载的诗序，只是额外增添注释了“渔人姓黄名道真”这七个字，又记载了干宝父婢之事，同样是完全抄录《晋书》，剽窃抄袭的痕迹如此明显，清晰可见，明沈士龙所写的跋中称陶潜死于元嘉四年，然而在此书中却有十四、十六这两年的事，陶潜的集子大多不称年号，而这本书却题有永初、元嘉，由此可知它是伪托之作，这本来就无需辨别，然而这本书的文词古朴高雅，并非唐以后的人能够……

这一段提要的措辞，底气显著欠缺，并且自相抵牾。《晋书》是唐初由官方撰修的，明明讲《搜神后记》里关于干宝父婢的记载是抄袭摘取《晋书》而形成的，然而又声称其书“不是唐以后人所能够做到的”，那么这部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伪造假托的呢？

唐朝所修撰的《晋书》，其取材极为广泛，它有着喜爱收录小说的特点，干宝父亲婢女的事情，《搜神后记》将其记载于前面，《晋书》随后进行跟进，实际上这是符合正当道理、遵循情理发展的事情。

鉴于古小说当中存有好些作者逝世之后才有的事，这属于较为常见的状况，通常来讲这是后续的抄录者、整理者依照同类项合并的想法，把另外一些相对较晚出现的故事增添而入，指明这种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不过绝不能据此就判定整部书都是假的。

于是，鲁迅先生凭借“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这个缘由，认定《搜神后记》“盖伪托也”，此事记载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 （上）》，出自《鲁迅全集》第9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位置在第46页。然而，这一理由看上去同样难以让人信服。固然陶渊明是旷达的，然而实际上他的思想以及趣味是颇为繁杂多端的，从其诗作当中能够看出，他对于像《山海经》《穆天子传》这类奇书是相当喜爱重视的，并且在阅读之际精神能够驰骋四方充满奇特丰富的想象（详情可参见顾农所著的《陶渊明读〈山海经〉的感悟》，载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5期），他还有两句十分著名的诗句说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出自《移居二首》其一）——据此不难推断出，像这样眼界开阔的老作家不一定就和志怪小说绝对没有关联。西晋时，《穆天子传》出土，同时，郭璞为《山海经》作注，这显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艺术想象，进而推动了两晋志怪小说的繁荣。

在没能真正进行证伪以前，我们自然而然地依旧要把《搜神后记》当作陶渊明所创作的作品。只是非常遗憾，他的这部展现神奇怪异之事的小说早就已经散失不见，如今所能看到的是明朝人所编辑的本子，有一百二十多条，其完整的本子相继被刊载在《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百子全书》等诸多丛书中；另外还有多种节选而来的本子。新印本当中，比较通行的本子有汪绍楹先生校注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还有王根林先生校点的本子，该本子在《汉魏六朝小说大观》这本书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到了晚近的时候，又出现了李剑国先生新辑的本子，是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后出的本子更加精良，应该能够取代旧时的各个本子。

了解和研究陶渊明必须把他各种体类的作品打通了来阅读和思考。

试列举出一个例子来明白地说明这件事。陶渊明一生之中存在着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便是他曾经在东晋末年具备军事实力的派别将领，也是南郡公的桓玄，也就是生于公元369年死于公元404年的那个人手下担任职务。而这个桓玄后来有一段时间取代了东晋，自己登上皇位成为皇帝，然而又迅速失败并且死去，是一个名声非常不好的短暂路过者。过去有学者出于爱护陶渊明的缘故，否定他曾经在桓玄那里任职，但是关于《陶渊明集》的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一首》，能够确切地证明他当时是桓玄的下属，当然那个时候他的这位上级还没有去夺取掌管中央的权力的。桓玄出兵征战，一路挺进到东边，进而一举攻进都城，随后堂而皇之地坐上了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龙椅位置，直至其遭遇失败之际，陶渊明那时正身处于家中为由母亲守丧的阶段，自始至终都未曾参与到相关的那些事情当中。陶渊明针对桓玄所抱持的态度，在《搜神后记》这本书籍里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展现，在该书的卷三“流星堕瓮”这一条目当中记载着。

袁真处于豫州之地，派遣女妓纪陵送去阿薛、阿郭、阿马这三名女妓给桓宣武。到达之后经过了一些时日，这三人在半夜一同来到庭院前月光之下观望，有铜瓮之水在其旁边位置，忽然看见一颗流星，在夜里从天空径直坠落至瓮中。三人又惊又喜共同去看，就好像是二寸大小的火珠，沉入到水底，明亮清晰且纯净无杂，于是相互说道：“这是吉祥之兆，谁会应此吉祥呢？”于是薛、郭二人改用瓢杓去接取，都没有接到。阿马最后去取，流星正好落入瓢中，便喝了下去，不久好像有所感应。不久之后便怀有桓玄。桓玄虽然篡位之事没有善终，但是在数年时间里，荣华富贵到达了极点。

桓宣武即桓玄之父，名为桓温。早年，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是桓温的僚佐与朋友，二者关系极为亲近，并非一般可比。陶渊明本人还曾直接在桓玄手下效力，在那时其曾怀着很大期望，期盼这位英雄有所作为（此可参见顾农所著《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发表于《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通过《搜神后记》里的这段故事可知，在桓玄败亡之后，陶渊明并未将其视作大逆不道之人。陶侃，陶渊明的曾祖，曾获长沙公爵位，其后世代相传，陶渊明对自家这份荣耀极为珍视（见《赠长沙公诗》），他对东晋门阀政治体制也颇为习惯。故而，他对南郡公桓家父子自然而然有种亲近感，即便桓玄失势，他也并未完全以成败来评判人。

而，陶渊明对打垮桓玄后开创自身新王朝的刘裕同样不持反对态度，他与刘宋官员多有往来，暮年之际或许还会响应刘宋王朝征辟。那时，持有这般宽松灵活政治态度的官员及士人颇为常见。赵宋之后很晚时期的士大夫，常常秉持忠于一家一姓的政治伦理，且坚信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故而无法理解中古时代那种包容性极强的风习，他们非要将陶渊明改造成东晋的忠臣与遗民，如此一来，陶渊明研究便出现诸多难题，矛盾丛生。把陶渊明的诗文联系起来细细去读《搜神后记》，这能够帮助人们去除固有的浅陋，从而让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回归到契合当时情境的状态。

陶渊明直至如今好像都未曾出版过那种涵盖其诗文、杂著以及小说的全集，这般情形不免有点怪异，然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这无异于表明人们向来习惯于且仅仅关注陶渊明的诗文，这种情形当下到了理应予以改变的时候了。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