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千年文人设局？其隐逸形象虚构大于真实？

陶渊明：千年文人设局？其隐逸形象虚构大于真实？

序言

陶渊明，他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为人，不只是乡野隐士的写照，他体现的避世情怀，已然化作华夏文明长卷里的一抹基调，是深藏在我们精神世界里的文化印记。他以及他所象征的隐逸群体，阐释了“恬静寡欲”、“清心寡欲”的豁达状态。

然而，我认为，陶渊明作为隐士的形象反而过于明确了，我们清楚他的兴趣在于种植菊花，了解他喜欢饮酒，明白他离开官场的原因，甚至知晓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隐士的生活本应鲜为人知啊。因此，这种矛盾让陶渊明的形象显得有些难以捉摸。

在梳理所学知识时，我意外察觉到：陶渊明，其实是历朝历代众多文士联手为你布下的一场局。

在古代的史书中，陶渊明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是虚构大于真实的

想到陶渊明，脑海中浮现的是怎样的画面？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者，家门口菊花盛开，他经常漫步山林，直到最后一抹夕阳隐没于云海之间。日子虽然简朴，但有酒相伴，一手拿着书卷，一手端着酒杯，无拘无束。

陶渊明

但这个形象，仿佛是手机里的照片，经过许多美化手段，借助各种修饰技巧，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模样。如今许多年轻人都沉溺于自己的手机影像中，而陶渊明则存在于华夏文人的共同构思里。

陈寅恪认为：真实的陶渊明并非单一形象。他存在欲望未足的方面，也有情绪不稳的方面，内心充满挣扎，时常陷入困惑。

陶渊明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存在疑点，在官方史籍中，他的传记有四个版本，这四个版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开头描摹的基本形象，所依据的资料都是出自陶渊明自己创作的《五柳先生传》。这篇文章刻画了一位典型的隐士，他行踪隐秘，没有留下姓名，只因住处旁生长着五棵柳树，因此得名五柳先生。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以旁观者的眼光刻画了五柳先生，文章开头就点明五柳先生爱读书、勤写作，对世俗中的虚名毫不在意。他常读书只求领会精神，一旦有所领悟便高兴得忘了吃饭，这句话流传甚广，成为许多爱书之人自况的佳句。接着，陶渊明又写到五柳先生喜爱饮酒，但因经济拮据，便由朋友们轮流请客。五柳先生从不推辞，参加宴席必定要喝得酩酊大醉，随后沉默不语直接离开，这完全体现了隐士们不加掩饰的本真性情。

文章收尾之际，陶渊明通过旁人赞颂五柳先生，他安于清贫，乐于本真，不贪图功名，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他身处哪个朝代。

显而易见，陶渊明在和我们进行文字上的巧妙设计，他编造了一个角色，使人误以为五柳先生就是他本人，面对我们，他声称那个人既是自己，又并非自己，以孔子的方式赞美颜回来阐述安贫乐道，描写嗜酒又与竹林七贤的放纵不羁如出一辙，这些均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理想形象这种方式带来了奇妙的影响，类似他创作的《桃花源记》，其中对桃花源的客观描述，使人认为世上确有如此美好的乌托邦，然而当你整理好行装打算探寻时，你却察觉到陶渊明在文中处处透露出，桃花源其实并不存在。

因此，陶渊明的隐士形象，最初是他自己打造的。

可是，当时大众对《五柳先生传》深信不疑，自晋朝起，为陶渊明撰写传记者皆认定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自况的化身。因此，他们在记述陶渊明生平时，会精心挑选那些契合五柳先生性情风范的片段，有时还会编造情节来凸显隐逸形象。

隐士形象

比如关于“不向五斗米弯腰”的传说，众多研究者都认为其并非真实，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人们普遍的看法，主要在于这个典故非常契合陶潜的个人形象，也更合理地说明了其为何离开官场归隐田园。事实上，他自己通过《归去来兮辞》已经阐明，卸任官职的缘由是亲人离世。然而，文人圈对此全然不感兴趣，这种说法实在缺乏感染力，传记创作者们心照不宣地跳过了诗文里的具体内容，虚构了一个孤高淡泊的情节，硬是加在了陶渊明头上，又用“不向五斗米低头”来阐明他归隐的动机。

后代更偏爱简化版、理想化的五柳先生形象，这种形象并非真实存在，而是陶渊明本人与传记创作者联手虚构的，一旦这种说法确立，便难以纠正，持续流传至今。

历代文人借助编校手段，不断修正陶渊明的形象，将其塑造成隐逸风骨的标杆

陶渊明塑造了隐士的公众形象，这个形象的光芒已经盖过了他本人的真实经历，因此对于后来的读书人认识陶渊明，这个形象成了一个“过滤标准”，符合隐逸特点的内容被挑选出来，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则被完全忽略。为陶渊明撰写传记的作者们如此操作，后来的文人修改他的诗作文章时也这样做。

陶渊明与五柳先生的形象，经过历代文人笔触的渲染，逐渐趋同，最终融为一体。

陶渊明属于东晋时期，那个年代，印刷技术尚未出现，文字想要传播，只能依靠手抄。因此，古代文献中各种版本的手抄本，构成了我们了解古人状况的一大难题。手抄工作十分不可靠，如今考试时你抄录一道题目都可能出错，更何况是抄录他人的诗词文章呢？另有一些人，凭借自己的才思与学问，瞅见创作者的文字欠妥，便径自动手修改，毫不顾忌，全然按照个人的口味行事。因此，在雕版印刷技术普及之前，著作的最终形态相当含混，难以知晓一篇文章究竟遭遇了怎样离奇的波折。

宋代时印刷技术已相当普遍，一些文人试图编订陶渊明的诗集，却意外发现其作品版本纷繁复杂，极不统一。于是当时众多文坛名流共同参与，致力于甄选出最为权威的文本，这项工作就是校勘。校勘并非仅仅是修正错字那么简单，它对人的学识与见识要求极高，非那些文采斐然之士所能胜任。

关于校勘的理论书籍

然而，才子们个性十分鲜明，深受千年隐士陶渊明形象熏陶，那种挑选标准又重新启动，况且宋代文人也需抒发个人情怀，因此，当他们校对陶渊明作品时，他们的角色不只是校勘者那么单一，他们更是陶渊明著作的共同缔造者。

整理陶潜的诗作，其实让宋代文士获得了一次极好的参与陶诗创作的过程。根据记录，经过校勘，陶渊明诗文的版本由740种降至6种。版本数量的削减，与陶渊明隐士形象的塑造，几乎同步发生。

《饮酒》中的诗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首诗名句流传甚广，其实，它的产生与文学巨匠苏轼关系密切。

苏东坡认为，“悠然见南山”这个句子里，必定是“见”字，念的时候要念成“现”，不能换成“望”。他解释说，因为正在采菊，所以南山才映入眼帘。这是外部景象和内心状态的完美融合，仿佛与南山进行了一次美好的不期而遇。南山的出现是无意中的、偶然的，这正体现了诗句的独特韵味。他仍旧不忘指责，认为采用“望”字之本的作者，是胡乱改动，导致整首诗的意境都变差了。

苏轼

苏东坡为何如此表述，其深层文化内涵在于涉及陶潜的形象塑造。唯有五柳先生这类完美形象，才可能邂逅南山意境。南山、诗人及其名句，均属天然形成，未受尘世玷污。

苏轼对“望”字颇有微词，这反而印证了“望南山”在当时更为盛行，但他认为“见”字才契合陶渊明的原意，此番见解甫一提出便广为流传，后世文人纷纷响应，使得这一观点持续影响至今，并最终成为语文教材中阐释诗歌意境与诗人情怀的经典例证。

由此可见，这句流传久远的名句原本就存在虚假成分。苏轼不仅是在维护陶渊明的隐逸形象，同时也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见解和人生观念。他借助考证的名义来传播个人主张，这是古人难以直接表达观点时常用的一种策略，属于古代文人的典型做法。

我觉得，像苏轼这样的文人，根据陶渊明自己设计的理想形象作为参考，慢慢改进了他的文章和诗歌。从那时起，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变成了中华文化里浪漫退隐的标志。

陶渊明借助文学创作塑造的隐逸者形象，其实是一种伪装，它拓展并丰富了隐逸文化的意义。

早先我曾提及，陶渊明作为隐士的形象过于鲜明，尤其是他的诗作文章。他究竟为何要留下这些文字呢？这些文字不仅留存至今，而且流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避世，还能算作真正的避世吗？以上种种疑问，都是当代研究陶渊明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我之前探讨的传记作者和宋代文人联手构建的陶渊明情境，并非简单回顾这场文学博弈，而是要揭开隐逸风骨这个中国人心中理想生活面纱的真谛。

归隐的意境

隐居这种生活，按理说本不该出现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毕竟它的精髓在于隐匿无闻，可它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当我们在金庸的小说里读到风清扬、独孤求败、扫地僧这些隐居的顶尖高手时，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看似普通的外表下隐藏的非凡实力，这正是隐士文化发挥的效力。这种现象看似矛盾，需要通过考察历史背景来解析清楚。

隐士遗世独立的形象

陶渊明所处的魏晋年代，当时隐居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潮流，许多文人的归隐都带有实际考量，如今的人常以为，避世隐居的人都是为了躲避动荡，如同桃花源中的人，外界根本无从得知他们的行踪，那才是真正的隐逸，然而实际上，不少人选择归隐是为了排解世俗中的失意与无力，竹林七贤便是如此。如今讲，这算是一种表态方式，目的是表明心志。社会上慢慢形成一种趋势，开始仰慕那些避世的人，追逐他们，使得隐居生活变成了一种身份象征，凭借这个就能获得名誉地位。这种假装隐居的行为，叫做“充隐”，“充”就是“伪装”的“充”。

《归去来兮辞》陶渊明

明白那个文化环境，我们就能察觉到陶渊明打造自己隐士形象时的深意，他非常清楚“假装隐居”的不真实，并且反感读书人利用归隐来炫耀自己。他于是进到草庐，拿起笔，书写华美篇章，真切记叙隐士生涯的诸多方面，意图就是要和那些伪装隐逸的人区分开来，仿佛为自己的隐居岁月制作了一部影像资料，他希望表明，倘若一个隐士想要防止他人产生误解，又无法完全消除自己的存在，那他倒不如将隐居生活完全呈现出来，把内心想法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陶渊明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同时希望创作出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并且力求实际隐居与文学形象保持高度统一。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虚假的隐士，也能借此消除归隐生活所包含的矛盾。

陶渊明曾留下过一段话，表达的是倘若今日他不言明此事，后世或许便再难知晓隐逸的真谛了。从这番话语里，能体会到他对于自身真挚情怀被岁月尘封的忧虑，他渴望后人能协助他塑造隐士的完美形象，正因如此，才会创作出那篇看似模棱两可的《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留存至今，隐逸的价值才得以保全，从未受到挑战。真正的避世风气因此得以传承，并成为中国文明中一个关键的构成部分。

墨萱说：

陶渊明塑造的隐逸者形象，本就是他本人与记录他生平的人联手营造的设定，

陶渊明的文章，经由宋代文坛名家的考订，实现了新的演绎，进而让陶渊明的高士形象变得极为丰满。

陶潜的文辞，化解了隐士风骨中的矛盾，在“伪装避世”现象普遍的岁月里，为潜心山林的传统守护了一片清幽之地。

如今，超脱已经融入华夏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一方面，人们能够安心地接受这种无从实证的理念；另一方面，陶潜的篇章描绘出一种普适的避世图景，令身处俗务的普通人即便在办公场所，也能体会到精神上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