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非简单隐士，一生满怀济世热情，青年时亦有壮志

陶渊明非简单隐士，一生满怀济世热情，青年时亦有壮志

咱今儿聊陶渊明，常常轻易把他看作隐士，实则，陶渊明的本质，并非是个隐者，从他年少时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忱，贯穿陶渊明的整个人生。

明仇英绘《桃花源图》 资料图片

没有两个青年会拥有相同的理想以及奋斗目标，他们都期望于社会舞台之上，将自身才能展示出来从而获取在社会心中所存在的认可。陶渊明处于青年时代时同样是如此这般。诗人在《荣木》中写有“总角闻道 ”，其少年之际有着“ 游好在六经”的经历，他的思想扎根于儒家学术思想的土壤之中，对孔子的”士志于道“，也就是《论语·里仁》当中所提及到的学说由衷敬拜 。陶渊明在《杂诗》里提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几句话抒发了他内心之中辅佐贤明君主、建立功业振兴国家的政治方面的渴望以及救助世人、普济百姓的用世思想。他的志向高耸入云一般，丝毫没有丢失掉侠客所拥有的豪迈气概。少的时候年轻又勇猛，手持宝剑独自去游玩，谁说所去游玩的地方近呢，从张掖一直到幽州，渴望建立功勋成就事业，英雄的情怀在笔墨中明显地呈现出来。

当年二十九岁时，陶渊明进入仕途担任官职，此番出任的职位是江州祭酒。他心中怀揣着这样的美好愿景，即奉上天所给予的既定使命，以圣人遗留的书籍为师；在对君主与双亲之处展现出忠诚与孝道，于乡里之间生出信用与道义。抱着这样的想法，他秉持着要对天下苍生有极大帮助的理想，就此开始去实现自身济世的宏伟志向。然而，官场的情况与田园是不一样的，刚刚踏入官场所获得的体验，给其美好的理想浇了冷水，于是他急忙转身选择退去。《宋书》等典籍记载的原因是他无法忍受官吏的职责，所以只能在任职没多少日子后自行辞官回家，这是因为他经受不住官场的种种约束和折腾。而其中的缘由，陶渊明也曾稍微提到过。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当官员时遭遇碰壁，使得诗人不禁开始犹豫起来，然而他的政治热情以及理想并未消退，并且对未来满怀希望，等待着“良主”的出现，就这样一晃六年过去了，正满怀踌躇想要建立功业的他，再度进入当时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显然，诗人把这次入仕当作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良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极大变化，桓玄和司马元显这两大权臣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身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的诸多人物，所关注在意的并非是将民众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也不是振奋精神致力于国家治理，而是仅关乎个人的一己私利。陶渊明借助诗歌来表达志向，称“商歌不属于我的作为之事，我内心依恋的是耕种之事”。尽管其自身内心十分渴望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功绩，然而既然没办法如同宁戚那般通过求取官职来获得俸禄，那么就再次回归到田园生活之中吧。正当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之时，他的母亲不幸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借着如此名义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再次出仕遭遇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相当程度的冷漠以及厌倦之感了。《和郭主簿二首》中写道，“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里流露出自得与惬意之情，那是闲适生活所带来的。然而，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并未减少。他的诗中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身收获劳动成果之际，不禁对世道表达忧虑 。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际，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又一次猛烈地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地抒发了他这一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里，他用荣木来比喻人生短暂，觉得“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成就，经过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在当时以整顿朝纲形象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在这个时候，被众人拥立成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而陶渊明呢，就出来当官，做了镇军将军的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于桓玄、刘裕，那时他都是怀揣着极大的政治期望的，就如同袁行霈先生所讲的那样，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为动荡的时刻，还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表明他依旧是关注着政治的，并且想要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然而刘裕与桓玄完全是一路货色，暗中怀着篡逆之心，严酷的政治现实让陶渊明看清了刘裕的伪善面容，他那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好似熊熊燃烧的烈火被浇了好几瓢凉水，他只好在浊流之中毅然隐退。本将政治大有作为存以希冀之人，于这浑浊官道之中，渐对年少抱负生出诸多怀疑，内心冲突至极。世道与己相悖，然真隐居不出，亦与自身初时理想壮志相违。其觉唯再次静候命运之安排可为 。

故而陶渊明马上出仕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那，刘敬宣是东晋名将刘牢的儿子，凭借击败桓歆的功劳，调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他的地位能够和刘裕相互抗衡呀，可就是这位功劳显著的将军，却遭到他人无缘无故的排挤，不得不趁着安帝复位的时候“自己上表请求解除职务”，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呢，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非常大，由人推及自己，他从刘敬宣想到自身的遭遇，体会到要是想建立功业，想要“广泛救助百姓”，是多么困难呀，身处高位、功劳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到这样的结局，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参军呢 ！陶渊明先后四次出仕，然而其政治理想却始终无法施展，他意识到正直之人不仅会遭受诽谤，且随时有可能坠入“密网”从而丧失性命，深感世道与自己颇为不相容，昔日的宏伟志向很难达成了。随着刘敬宣解职，陶渊明回到了故乡，此次入仕本怀揣最大化期望，是以这次入仕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值，同时更是他仕与隐的分界线，自此之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显著弱化，再也未曾猛烈爆发过。

最后一次担任彭泽令职位，并非是出于自身内心真实意愿，而是因为公田能够种植秫从而达到“足以为酒”的目的方才前往的 ，《归去来兮辞》提到“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刚刚上任没过多久 ，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这段期间 ，思想又产生了波折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 ，再加上督邮来临 ，致使他心中积累多年来政治抱负未能实现的愤怒和痛苦 ，彻底猛烈发作出来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信 ，也是对五次进入仕途理想的总结 。以前，他抱定“大济于苍生”这样的政治理想，他觉得“邦有道”所以出仕；现在，处于欲作贤臣却无路可走、欲有所作为却不能够如许状况下，他只能退下来“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

虽已归隐田园，可仍在关注着政治，且害怕身陷政治漩涡之中。归田园之初时，陶渊明处于“放欢一遇，既醉还休”（出自《酬丁柴桑》）的状态，处于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出自《移居》）的情境，尽情享受着园田之乐。然而五十岁（五十岁即知天命）来临之际，壮志未酬，他不由得发出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人生” ，与“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以及“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均出自《杂诗》） 。随着他年龄逐渐增长，随着他疾患病情加重，这般忧思持续不断加剧，特别是与当时政局关联起来，这种特定情感愈发鲜明，严酷的政治情形致使他对于抱负施展不再怀有任何幻想，从而坚定选择隐退不再从政.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之际，晋、宋政权更迭，诗人的心情产生了极大变化，内心满是愤懑，他将这愤懑之情化作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饱含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谓：“陶渊明之诗，众人皆称平淡，依我看其实则豪迈奔放，只是豪放得浑然不觉罢了。其显露真实面目的，乃是《咏荆轲》这一篇，平淡之人，怎能说出这般言语。”（《朱子语类》）然而陶渊明深知自身无力改变局势，他的理想与抱负彻底破灭了。为避开现实，他在耕种、读书里寻觅慰藉。种地之后已然播种完工，此时返回来去读我的书籍 ，低头抬头环顾整个宇宙，不快乐又能怎么样呢 。（《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有着坎坷经历，对人生持续进行思索，有生活实践，尤其是长期跟劳动人民一起亲自耕种，激发了他敏锐思维力，促使他思想得以升华，在他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小国寡民”且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这是他一生思想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正因为他已不被世俗拖累，所以他对自己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坦然面对 。在“死去何足道”里，在“托体同山阿”里，在《挽歌诗》的氛围中，在“人生实难”里，在“死如之何”里，在《自祭文》的情境下。于这般豁达爽朗里，于这般自歌自吟中。他把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还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四十一岁选择归隐，其一生之中重要的经历，大体都存在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去践行的情况，体现了他作为一介儒生所拥有的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即“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此乃陶渊明的底色。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0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