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真：陶渊明考论，探讨其生平、思想及文学风貌研究现状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探讨其生平、思想及文学风貌研究现状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由刘奕所著，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22年1月出版，该书共391页，定价98.00元。陶渊明身为中国古代极为伟大的诗人之一，想必已然无需再做过多介绍。哪怕是一个仅仅接受过最基础语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大多也都能够随手就说出来。而贴在陶渊明身上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平淡自然”等标签，更是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坚不可摧。就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成为经典化的作家，必然会无可避免地被后世之人进行大量且全方位的研究，对杜甫有千家作注，对韩愈有五百家作注，陶渊明也是这样的情况。关于陶渊明展开的讨论，前人所做的叙述那可说是相当完备了：有的是去考索他生平各个方面，涵盖名字、生卒年份、门第出身、经历轨迹、诗文编年、交游状况等等；有的是辨析他思想的根本色彩，像是道家学说、儒家学说、释氏学说、调和学说之类；至于对他文学风格面貌进行阐释的论述，那更是多得数不过来。由上述三大领域进一步细分，那就会变得越发繁复，像关于陶渊明的名、字问题，就存在至少十五种说法，由于先唐文献留存于世的数量有限，再加上千余年来诗家不断地进行论说，陶渊明研究的格局好像已经大致整体确定形成，想要实现有所突破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近年以来，海外汉学开始兴起，这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尤其是针对陶渊明的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视角。部分汉学家觉得，鉴于文本生成以及流传具备不稳定性，所以陶诗经典化的进程是受到人为操控的，并且陶渊明深受后人敬重的高尚人格也是值得去怀疑的。这一相当令人震撼的论点，致使大陆学者作进一步思考：陶渊明以及其他经典作家究竟是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呢？文学文本所呈现出的作者形象，又能否与自我人格达成高度统一呢？

刘奕所著的新书《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借助针对陶渊明展开的全面研究，对上述关键问题予以了深入探究。这本书的书名，取自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六百零年版）。在1970年的时候，身为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的特里林，围绕“诚与真”这个主题举办了六次演讲，探讨了“公开表达的感情和实际存在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这一问题。虽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距离当今已经有一千六百年了，可“诚与真”的问题依旧把如今的我们和陶渊明联系在了一起。

分作三编的《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一书，每编都各有二章。其内容情况是 ，上编名为“历史世界”，它的作用是考证陶渊明的生平以及陶集的文本 ；中编名为“精神天地”，主要是辨析陶渊明的人生行思 ，还要判断出其是否真诚 ；下编名为“文学风貌”，要仔细研读陶诗文本 ，从主题、风格、修辞等多个方面去探究这个伟大作家风格形成的原因。姚鼐曾经讲过 ，义理、考证、文章是学问的三个方面 ，而这本书三编合为一体 ，也许其中有着这样的深刻含义。

在首章“生平六考”当中，针对陶渊明生平那些有六个争议情况出现的问题展开了考证工作，所考证的全部乃是有着足够文献可以证明的内容。其中既有之前学说被推进以及补充的部分，还有通过去将史料挂钩联系到一起从而得到了新发现。邓广铭先生讲过，职官、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本身都是历史研究领域里的四把发挥作用的钥匙。把量很有限的中古史上面的材料进行相互联系，进而发现新的能够作为证明的东西，这当中这几把钥匙确切地说是起着关键枢纽作用的。比如在“门第考”“初仕考”这两节里，先是通过对中古时期兴盛的谱牒之学进行考察，明确了《宋书》中有关陶渊明家世记载的史源问题以及该记载的可靠性，接下来梳理晋宋之际的职官制度，据此推定陶渊明并非像过去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出身低微贫寒，在九品中正制的情况下，他依然属于地方高门子弟，所以他最初担任的也是江州祭酒从事史这样不算低等的官职（大概是六品），而且，如果一切情形正常的话，陶渊明的官职只会朝着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这个看上去像是无关紧要的考证，事实上弄清楚了一些研究者所讲的陶渊明因当不上大官而被迫隐居的误解。“辞官考”这一部分，同样是凭借职官制度，还配合“初仕考”这一部分，还原了陶渊明从开始做官到最终辞官的历史背景。而在“镇军参军考”这一部分里，作者先是指出陶渊明出仕刘裕这种说法跟他的诗文相互矛盾，随后又把这一说法拿来跟现存史料作对比，察觉到很多龃龉不合的地方。在这同一时间，依照诗题里明晰可见的“曲阿”这个地点线索，参照有可能存在的时间线索，作者把陶渊明担当镇军参军这个官职时所在地点的可能性朝向了会稽地方。作者又发觉，在晋宋交接之际，对于会稽内史加镇军参军的名号这件事儿是一种惯例存在。之后追寻这条线索，随着结合《法苑珠林》方面的记载，则陶渊明曾经为之效力的“镇军参军”的人选就浮现到人们眼前，而这个人就是在史书当中没有传记流传的谢輶。所以说，陶渊明一生当中出仕的状况变得清晰明了起来，并且学术界出现诸多争议的陶、刘关系问题也变成了一个虚假的问题。

研究文史时，考证绝对不可少。考证一件小事，常常可从根源上促使大问题被论定。不光首章《生平六考》是这样，次章《作品六考》也是如此，特别是其中第一节《“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陶渊明有句名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字还有一种写法是“望”。田晓菲于《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这本书里指出，在苏轼提出“见南山”是陶诗原文以前，涵盖最早的《文选》抄本以及初唐类书《艺文类聚》，没有任何一种陶集版本写作“见南山”。依据此，田晓菲觉得，以苏轼作为代表的宋代文人集团在意识形态的促使之下，挑选了“见南山”，进而“发明”了更为“自然”的陶渊明。另外，范子烨还列举了唐人用以模仿“望南山”的诗句，以此来证实“望”字于唐代所具备的影响力，范子烨所著《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10年出版。

有这样一种关于“解构主义”的观点，于学术界而言，可以说是像惊雷一般，好多人心里那个稳固的陶渊明形象，好像是受到了动摇。然而，在书中此节里著作者指出就是这样一种经由异文梳理而产生的巧妙论断，在文献学这个层面，居然是存在较大的漏洞。经过更加精密、更为全面、十分完善的版本梳理与文本校勘工作，著作者察觉到，“见南山”的版本实际上古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有，而且在唐代的时候有着不小程度的影响力，好多唐朝人对“见南山”都有进行化用，假如真的要说“发明权”这件事，实际上是轮不到苏轼的。要知道，在陶诗此句的版本形成以及流传的进程当中，“见”字跟“望”字确实长久地、持续不断地处于竞争状态，然而“见”字最终能够胜出乃是多种合力所造就的结果，这和“见”字是不是后人发明的根本就是两回事。要是依据这个来判定“陶渊明”是符合宋人意识形态的产物，明显还得审慎考量。在这儿，作者不但反驳了田晓菲的“发明说”，更为关键的是凭借一种相对公正的眼光，还原了“悠然见南山”这一句文本历史的繁杂面貌。由此能够看出，仅仅一个字的论断，竟然关系到伟大诗人的真假。

在对陶渊明这个人、他的诗作的外在模样去除虚假留存真实之后，中编转而进入对陶渊明思想、品德行为的辨别分析。在第三章当中，作者整理了从先秦一直到魏晋期间的思想发展脉络，去追寻陶渊明思想的源头，觉得陶渊明对“自然”以及“真”的追求主要是从郭象那里得来的。 然而陶渊明借助“诚之”这样的途径，超越了郭象理论方面的“求真”的理想，达成了文学以及人格方面的达到真的境界。所说的“诚”，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天之道也”，是道德天性的彻底实现，而“诚之”就是为了这个所付出的努力。所以，当我们再次回过头去看这本书的书名，就能够发现，“诚与真”实际上并不单单是对特里林的词汇进行借用，“诚之以求真实”，这是对陶渊明人生行思之道的精准提炼，这才是书名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所在。

第四章于是就成了针对陶渊明是不是“真诚”这个问题径直的研讨。作者起初借助了心理学的办法来做剖析，得出结果，陶渊明具备明确且明显的自我认知，他的自我展露贯穿一生，自我表白真实不假。而后通过驳斥汉学家宇文所安《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这篇文章，探讨了理论运用适度性的问题，并且最终判定陶渊明的真诚是真实可信的。

并非单纯的文学研究才是陶渊明研究，它跟历史、思想及诸多研究领域紧密相连，不可割舍。在有了文本与生平的确凿考证之后，同时也有了诗人思想与自我的根源梳理，随后再来对作品的文学性予以阐释，如此或许就会更靠近陶渊明的真实内心。本书动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目去开展这类“前期筹备工作”，这是极具必要性的。

第五章围绕陶诗的主题以及风格展开了探讨，作者运用“边境”这个词汇来对陶诗的主题加以概括。此地指出边境和边界并不相同，相比于边界具有清晰的界限而言，边境所具备的模糊性当中更蕴含着独立性和疏离感，而这种状况与陶渊明有着“疏世之隐”特点的隐逸方式极为相符地吻合。紧接着，对于创作了谈论着评陶诗话语“左思风力”的前人钟嵘其诗歌评论见解进行深入研究，作者从中分析提炼出陶渊明其人以及他所创作的诗歌所具备的蕴含着独特性格的“介”和透着质朴特征的“拙”这样的特质，与此同时还将陶诗里头的字法、句法以及章法结合在一起，从而非常着重地阐释说明了陶诗当中常常被人们忽略不见的那种有着强大作用效力的所谓力量感的形成原因。除此之外，作者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即陶渊明所进行的田园方面的文学创作是足够能够体现出真实确切的情感体验的。陶诗当中所涉及的农耕劳作相关之事，作者不但参考了《齐民要术》《四时纂要》《杂五行书》（《艺文类聚》所引）等这些古代农书中所记载的种植方法，还结合上了史书中自然气象灾害的记录，甚至还包括现代生活里面农事经验的辅证。多种证据都显示出，陶渊明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般不懂得农事 ，或者是懒于耕种，相反的是，他极为熟悉农耕方面的事情，对于每一种作物的种作方法都了解得很清楚。后世学习陶渊明的人有不少，然而却是很少有能够赶得上他的，其中关键之处或许就在于“亲力”这两个字。

有绘画作品名为《陶渊明像》轴，作者是王仲玉，创作于明代，材质为纸本，用墨笔绘制，在第六章专门论述陶诗的修辞。好多人对陶诗存在一种自然而然的误解，觉得陶诗是没有修辞或者修辞很弱的。但作者对此看法并不赞同，相反认为陶渊明是一位擅长运用修辞手法之人。作者指出来，此种误解实际上是因把“修辞”跟“修辞格”等同起来而导致的。“修辞格”，说的就是修辞手法，仅仅属于“修辞”的一部分，然而“修辞”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其大很多呢。比如，“形容的尺度”这部分内容，是在谈论陶诗的用字方法，“句篇节奏”这部分内容，是在讲篇章的修辞手段，“主题风格”这部分内容，是从修辞手段的层面，去探讨陶诗独特风格的形成，这些通通都属于关乎陶诗的修辞研究范畴。正是凭借此章的深入透彻的剖析，陶诗独有的修辞特性才得以展现出来。全书是以探讨陶诗与《论语》之间的关系作为结语的。而将陶诗与《论语》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能够追溯到清朝人刘熙载。他在《艺概·诗概》（《艺概笺释》，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版本）当中说“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后续的学者当中也有对此进行谈论涉及到的，多数都是从典故以及精神的层面去挖掘探究陶诗跟《论语》之间存在的联系。而作者在这个地方，对于别人详尽阐述的内容选择简略处理，对他人简略论述的内容却予以详尽叙说，特别着重于从文学的层面，涵盖主题、言说的方式、创作所运用的手法、风格等诸多方面去关注两者之间深层的联系，凭借这样的方式来作为整部书的收尾结束。

本书虽是针对陶渊明的个体研究，然而我们能够发觉，作者时常借陶渊明这个课题思索一些有关治学方法的关键问题。比如第四章的第二节，是以判定陶渊明之真伪作为例子，探究古典研究里的理论适用性问题。

新世纪一开始，用借鉴西方汉学研究的办法、角度在国内学术界流行起来。但怎样做到借鉴而不是搬用，始终是给研究者的难题。认为陶渊明诗歌是一种“自传诗”，是作为他者书写自己，会导致“双重自我”出现，带有伪饰特征的“自传”最终呈现出陶渊明“高度建构的自我形象”且与真实自我颇有距离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该文载于《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中有此观点。宇文所安的观点颇具颠覆性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以至于被《剑桥中国文学史》所采纳。

本书作者认为，宇文所安教授这番观点，靠一个理论前提托底，那就是所有自传作品，必定会引出“双重自我”，此理论前提，在二十世纪具备普遍性，然而放到中国古典诗文创作的语境里，却不能一概而论，得有针对性地细细考察。陶渊明的诗歌，确实能称作自传诗歌，但其展现出的即时性，明显更像书信、日记。这种写作，也就是那种被称作“个体诗史”的写作，在唐宋之后形成了一种写作范式，而且是极为成熟的写作范式，这明显和通过记忆筛选跟重组去建构自我历史的自传没办法简单等同起来。基于这个情况，作者辨别出，宇文所安的观点也是有其源头的，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 以及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作者深入到上述两个理论的内部语境以及运用边界之中，极为细致地比对了这两个理论能不能适用于陶渊明研究, 事实显示，理论边界与研究对象所处的语境依旧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与这个时候同时，书里面还征引了特里林、埃德蒙·威尔逊等之类的批评家针对“真诚”方面问题的探讨，这些探讨恰恰是对于二十世纪文学之中“真诚”问题的反思，然而宇文所安却并没有提到。另外，作者还针对宇文所安对陶诗存在的误读做了分辨并且匡正，最终证明得出陶渊明的“真诚”是人文合为一体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晰地看见，作者在审慎地辨别理论适用性的时候所运用的方法：首先是挑出理论前提，接着是追溯追寻理论源头，最后是针对理论的批评来看它的局限之处。

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讲，“什么是好诗？”始终是个终极性问题，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标准。要是仅围绕这个标准去展开论述，那么就极易变得华而不实，泛泛而论。本书是在末二章里，通过对陶诗诗法的剖析，切实深入古典诗歌的内里，把古人的评论跟现代的细读方法相融合，“迂回婉转”地构建起一套有具体可循之章法的批评法式。也就是说，讲明白陶诗为何伟大，就是讲明白伟大的诗歌具备何种标准。

就像第五章里名为“陶诗的力量”的那一节，在阐述陶诗的力量之际，蕴含着关于高明诗法的论述，特别精彩。向来被称作“平淡自然”的陶诗，为什么会被钟嵘评价有“左思风力”呢？像前辈学者像游国恩、王叔岷等，从题材相似、语言激烈等层面，曾经有过陶诗出自左思的看法。作者从这个角度着手，觉得陶诗对左思的借鉴不只是在外在形态上，而是在《咏史》诗的写作方法上：左诗里的英雄气韵，陶诗也有。构成“左思风力”的关键涉及到陶渊明人格方面的兀傲骨鲠，以及作品风格方面的峻拔高洁。基于此，作者深入展开对陶渊明人格与文本关系的论述。作者特意挑出“介”与“拙”这两个字，觉得这两个字在陶渊明本人以及其诗作当中有着本质性意义。对于其人而言，处世不和谐就称作介，顺应自然、依从本性则称作拙；对于其诗来说，诗意、情绪的起伏跌宕就称作介，用字、用句的平实厚重则称作拙。

作者剖析陶诗的力量，特别着重于诗法层面，比如说以“在”字当作例子。来剖析陶渊明使用文字之方法，“在”字句乃是汉语里头最为基础、最为口语化的句式，把“在”放进诗里，诗家向来都避开它。然而经由作者统计发觉，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文仅仅不过百余篇，可是用“在”字的却大概有五十处左右。像这样极为笨拙的写作方式，从古到今大概只有陶渊明。然而如此拙朴的用字，却蕴藏着丰富、深沉的力量。作者分别列举了“夷叔在西山”以及“青松在东园”这两个句子当作例子，从训诂这一角度，也从诗歌表达收到的效果这个角度，对陶渊明究竟怎样在看似白话的诗句当中包蕴多层次诗意展开了分析。作者同样发觉，对“在”字的使用，被三百多年后的杜甫给继承了，像“云在意俱迟”“落日在帘钩”这样的句子，非常巧妙却又好似笨拙，着实不愧被称为“思如陶谢手”。陶诗里其他像“交”“怀”“良”“奇”等字，是多么普通，在陶渊明笔下却都透着一种平实中的奇妙，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作者还指出，陶诗在句法、章法方面的营造极为高明，这一点绝不能被忽视，正是因为章法呈现出奇纵的特点，才让用质朴的字词造句变得生动异常。人格催生出风格，风格进而彰显出人格，与此同时，这里的“介”和“拙”是相互生发、相互融通的，陶渊明人文合一所具有的高度统一性，恰恰就是陶诗的力量源泉。并且，陶渊明营造诗意所采用的高明方法，也正是陶诗能够成为经典作品的结构性因素。

第六章在修辞学层面切入陶诗，以更具系统性的方式去阐发陶诗的诗法。像第二节“形容的尺度”里，作者给出观点，陶诗有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点，其形容的重点在于准确性跟适当性。这可是很有道理的论断。卡尔维诺于《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2015年出版版本）当中提出了“轻”这样一个概念。他讲：“我特别尽力去消除故事结构的那种重量以及语言的重量。”卡尔维诺所讲的“轻盈”并非意味着写作的时候模糊又随意，而是“和精确以及坚定相伴”，并且“对生存的重量作出呼应”。陶诗同样是这样的情况。作者列举了好多例子，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草盛豆苗稀”，还有《移居》（其一）以及《拟古》（其五）等句篇，以此来证明陶诗用词精准且恰当，一个字都不能变动。前面提到的“陶诗的力量”里的用字方法，阐述的同样是诗歌形容的精确性与恰当性。

在随后的第三节“句篇节奏”当中，作者有所发现，陶诗的情感节奏并非像表面展现的那般平和淡泊，恰恰相反，其中情绪是舒促相互交织的，且充满着转折、延宕以及跳跃。钟嵘称陶诗“协左思风力”，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话语。而这样的句篇节奏，同样是被杜甫传承下来的，后世追寻仰慕千载“沉郁顿挫”的杜诗，实际上与陶诗有着内在联系。针对陶、杜两位伟大诗人的多次关联，也足够显现出作者的诗学眼光。

最终，我们看到了作者所提炼出的，“好诗”的几个关键要素。其一，人格与文本需统一。其二，用字要有适当性、准确性。其三，节奏应舒促交织。其四，要充满转折、延宕与跳跃。这些标准，既是伟大诗歌的外在形态，同时又是诗人写下诗句时内心“诚与真”的必然成果。由此能够见得，伟大的诗人定然是经得起检验的，经典作品与真诚人格的统一亦是能够被证实的。

这本书称得上是现有《陶渊明》研究领域内，最前端的作品，它的研究有着科学性的办法，严谨性的态度，广阔性学术的视野，这本专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通读全书后，我虽看出作者的题外之意见，此书出于虽是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

第四章在第二节里，作者探寻出宇文所安的理论源头是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以及新批评派，之后引用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针对两种理论的批评。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新批评派开始兴起，它是以人、文被割裂的方式去解读文学文本的。接着，随着欧陆自六七十年代渐渐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传入美国，这进一步催生出了美国学术中那种反叛经典、解构经典的研究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汉学研究也呈现出了同样的特征。不容置疑，新批评派和解构主义针对文学文本的解读确实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还有有效性，可是，本书却清晰地揭示出，陶渊明这个人跟他所作的诗是不能够被分割开来的，其中所蕴含的诚以及真更是没办法被轻易地去瓦解掉。再进一步进行思考的话，确切地是什么样的一股力量，致使陶渊明能够成功抵御住千余年后批评家所进行的解构呢？特里林于《诚与真》这本书之中讲道：“鉴于真实，因而真诚。”。他引用了康拉德笔下马洛的话说那是工作是坚韧、有尊严地面对生活的、非常伟大的手段，是使一个人自身强壮健全、值得自己尊敬、并且忠于自我的极具可靠性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工作，对陶渊明而言，恰恰就是劳作。陶渊明在内心里真诚以达到追求真实，所以他亲力劳作就为真，写诗描述农事是真，遣词表意也是真，一个具备真实的人格，一种进行真实的书写，一个拥有充满力量的生命，又怎么会被轻易地瓦解掉呢？

世界被理智化后人类变得越来越科学、理性了，可在现代性“清晨”的“梦醒时分”，人类精神陷入危机，古典时代真善美的统一性被瓦解了，马克斯·韦伯还曾经有过“世界的祛魅”这一著名论题，这也说明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有的评论家为何那般多疑，怎么不相信古典诗人的真诚内心，实际上我们无需苛责这些充满怀疑的评论家，他们只能在“荒原”上那般行走，做着“没有潮汐的梦”。而陶渊明所具有的意义在于，向处于“荒原”状态之下的现代人宣称一件事，那便是真诚是真实存在着的。如同作者在书中针对特里林的观点评述时讲过的那样，说道：“要是有一个人打小就被灌输不存在真诚这种观念，那么此人这一辈子都将会很难再存有信任任何人的可能。”《咏贫士》当中的其二篇章这样写道：“凭借什么来慰藉自我的心怀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古时有着诸多如此贤能的人士。”陶渊明是这般行事的，现今的人们也不妨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